就在前不久，發生在幾地的假名牌避孕套、灌裝假茅台、假鞋鬼市、假貨皮具城，遭到媒體密集曝光。
其大背景就是，互聯網帶來的信息便利，也為傳統制售假犯罪提供了更多的隱蔽作案、分工流竄的條件。互聯網時代的制售假犯罪的隱蔽手段層出不窮，產業鏈分離，供應鏈的傳統渠道與互聯網渠道相互交叉，尤其愈釆愈多的假貨跨國境、跨平台流竄的現象，給打擊制售假犯罪提出了巨大挑戰。
但是，假貨的源頭不在綫上，而是在綫下。假貨源頭基本集中在全國多地的區域性、行業性、領域性假貨帶上，而且他們的分工越發細致，反偵察和隱蔽能力不斷加強。
根據某電商平台治理部《2017年打假年報》公布的信息，制售假團夥跨國境跨平台流竄現象也越來越嚴重，一些制售假分子已經開始向微信朋友圈、微商等多個社交平台及某些電商平台轉移；另一些制假分子甚至搭建了海外網站，通過國外社交平台引流售假。跨國境、跨平台銷售假貨也成為越來越常見的隱蔽手段，給制售假犯罪的治理和打擊造成諸多困難。
刑法關於假冒注册商標罪的規定，定罪量刑的標准，均是以非法經營額或違法所得為唯一的依據。但是，“唯數額論”在跨平台、跨國境的售假如何取證、認證，是比較困難的。而社交平台售假的監管滯後，也造成定罪量刑難，綫上綫下供應渠道多，則帶來刑事電子證據認定難。
另外，制售假入刑門檻高，導致制售假犯罪成本低，累犯、再犯現象凸顯。現行刑法對假冒注册商標罪、生產銷售假冒注册商標的商品罪規定的最高的法定刑檔為三到七年。這一法定刑檔從97刑法開始，沿用至今。即使經過了20多年的經濟發展，制售假犯罪的收益也隨之增長，但本法條未曾有修改。立法滯後，制假售假犯罪成本低，犯罪收益遠高於犯罪成本，自然容易造成制售假犯罪的累犯、再犯。
根據某電商平台提供的公開信息，其打假特戰隊在2016年協助廣州警方搗毀假冒LV生產工廠，幕後老板逃脫後繼續從事制售假。好在2017年，該平台配合警方打掉該幕後老板在佛山的制假窩點，徹底搗毀綫下的生產工廠、倉儲物流點和批發檔口。假貨源頭在綫下，然而犯罪違法成本過低，刑法的懲治威懾力并不足以遏制制售假犯罪行為。
基於此，建議加大對假貨源頭的治理，降低制售假入刑門檻，推動制假行為直接入刑；同時，加大對制假售假行為的刑罰力度，提高制售假犯罪的法定刑，并加大對制售假人員的經濟懲罰，以形成對制假售假更有力的震懾。（來源：新京報 作者：朱征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