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對“不見面審批”有一個清晰的解釋，是指“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引入現代物流服務，通過網上辦理，實現申請人與審批人不需見面就可以辦結事項的審批服務模式”。疫情防控期間，阻斷病毒擴散的重要途徑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物理隔離，但很多業務辦理卻不會因為疫情存在就停滯，特別是在複工複產初期，太多的業務急需要通過審批進而走上正軌。
“不見面審批”不僅杜絕了交叉感染的風險，在效率、辦理成本等多方面也大大優於傳統綫下審批，可以說無論是在疫情期間確保社會的正常運轉，還是為複工複產順利推進，都立下了功勞。
其實，“不見面審批”并非此次疫情期間才出現的新鮮事物，早在“互聯網+政務”蔚然成風之時，就有不少地區在試行或推廣。但相較於疫情期間成為“剛需”，此前的“不見面審批”還只是錦上添花的備選項之一，更多的審批還是需要見面方能完成。在大力推行“一次辦”之前，傳統的綫下審批可謂費時費力，耗時時間長不說，反複跑冤枉路也是常態，如果再遇到個別工作人員的“刁難”，要想辦理成功一次審批可謂困難。
效率高、成本低的“不見面審批”之所以沒有全面推動，也與負責審批的相關部門積極性、主動性相關。如果把“不見面審批”當作是對自身權力的一種削減，就既沒有壓力更沒有動力去大力推行“不見面審批”。
此次疫情，給了審批辦理業務的雙方、特別是擁有審批權的相關部門一次全面體驗“不見面審批”的機會。無論是被迫無奈還是主動選擇，“不見面”在疫情徹底結束前都將是審批業務辦理的主要方式。它既是對電子政務的一種普及，也讓更多人在“不得不用”中感受到“互聯網+”的魅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