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的埃及政變，令一向將埃及“尼羅河革命”視作這一輪中東北非轉型楷模、將這一輪中東北非轉型視作阿拉伯世界追求民主化和“普世價值”發展方向的歐美各國、尤其美國感到左右為難。
去年6月30日，在漫長的17個月過渡期之後，歷史性的埃及後穆巴拉克時代第一次總統直選，讓穆斯林兄弟會的穆爾西成為總統，當時美國駐埃及大使安妮•帕特森曾在演講中動情歡呼“埃及是阿拉伯世界唯一通過選舉實現民主的國家”，一年過去，人們看到的卻是選舉上台的兄弟會政府面對政治僵局和經濟危機無能為力，國家功能陷入癱瘓，政治和體制脆弱不堪且形勢不斷惡化，一年來穆爾西政府和兄弟會不斷通過形式上完全“民主”的程序——立法、投票和公決，讓兄弟會的權力愈益集中，讓總統的職權越來越不受制約，在政變前夕，埃及總共27個省中，兄弟會背景的省長已達11人(其中7人是6月份突擊任命的)，穆爾西還試圖染指法院和檢察院的人事任命。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官方從對穆爾西政府的支持、回護，演變為表面上的“兩不相幫”和實際上對政變的默許。
種種跡象表明，此次軍方發動政變的主要目的，並非在埃及恢復軍政府，而是通過在關鍵時刻出手干預，避免埃及政局向不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並維護自身在埃及政治、經濟等領域的特權。軍方似乎不會直接走到政治前台實行軍事統治，過渡期不論長短，最終都會導致普選，出現新的民選文官政府。
然而實現民選易，實現民主卻難。
剛剛被推翻的穆爾西正是第一次過渡期後，通過一人一票的普選，以51.73%的選票當選總統的，但他上台後卻用民主的外殼和形式，不斷強化自己和兄弟會的專權；就在下台前、甚至下台後尚未失去自由的短暫時間內，他還以“我是民選總統”的理由，為自己的戀棧作理直氣壯的辯護。
法國《世界報》文章希望，未來的民選，會產生以巴拉迪等“真誠熱愛民主”的世俗民主派為主的、新的民主政府。然而正如更多觀察家所指出的，巴拉迪等埃及世俗民主派領袖，缺乏廣泛的群眾基礎和領袖魅力，巴拉迪的“救亡陣線”，是自由派、世俗派和左翼反對派，這其中有支持民主的、對民主不置可否的，也有支持工團主義、民粹主義卻反對民主的，這樣的組織能否形成選舉合力令人懷疑，而巴拉迪等民主派更是後穆巴拉克時代歷次選舉的常敗將軍，如此慘淡的選舉成績，曾讓他們在第一個過渡期裡成為抵制立法選舉的急先鋒，甚至要求當時執政的軍方直接將權力交給由他們組成的“過渡政府”，鬧出“民主派害怕民主”的笑話。如今埃及政局雖變，世俗民主派的孱弱和投機慣性卻並未改變，誰也不能保證下一次民選他們就能成為幸運兒，更沒人能保證，一旦他們再輸掉民選，不會如此前一貫表現的那樣，迅速走回街頭，成為乞靈於街頭政治、而非民主選票政治的“永恒反對派”。
此次政變前夕最醒目的政壇變局，是較兄弟會宗教色彩更濃更保守的伊斯蘭原教旨政黨——薩拉菲光明黨，在選舉前夕站到支持軍方的一邊。光明黨在後穆巴拉克時代歷次選舉中成績不俗，僅次於兄弟會，群眾基礎稍遜於兄弟會但遠勝四分五裂的世俗反對派(尤其自由派)，又無需為兄弟會執政期間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糟糕表現負責，“一人一票”的民選，他們很可能成為笑到最後的黨派。很難想象，這個頑固主張教法治國、政要曾多次公然表示對非遜尼派穆斯林歧視態度的黨派，在民選獲勝後會實行民主。
事實上有一點兄弟會並未說錯，即解放廣場上反穆爾西的示威者、“救亡陣線”，和關鍵時刻發動政變的軍方，的確採用了“非民選”更“非民主”的手段，將未必民主、但絕對民選的兄弟會政府打入另册，而一旦新的過渡期結束，又一個“不民主的民選政府”上台，而“一人一票”又對他們無可奈何，屆時“民主捍衛者”們是否又會該上街的上街，該拿槍的拿槍，重演“摧毀民選以拯救民主”的滑稽一幕？
一些觀察家試圖以“埃及情況特殊”、“埃及民主發展不健全不足為訓”為由，在此次中東和北非變局中尋找“民主因素”。但這種努力並無多大意義：的確，也門、突尼斯和利比亞並未發生“二次革命”，但也門掌權的仍是等額選舉產生的總統，突尼斯當選的是實際幾乎未參加革命的原教旨政黨，至於利比亞，那裡到底是“一人一票”，還是“一槍一票”？
必須正視一個現實，即在整個中東阿拉伯世界，民主的意識尚流於形式和表面，原教旨和宗教保守主義依舊是社會和民意的主流，在這種背景下，民選政治不必然導致民主政治，被某些人苦苦尋找、耐心甄別和勉力支持的“民主反對派”即便存在，也往往因在這種畸形民選政治氛圍裡無法出頭，而被迫如巴拉迪那樣，一次又一次走向廣場，甚至擁抱武力，憧憬著在非常態的政治變局中，自己會陰差陽錯地在非民選態勢下被指定為過渡政府的掌門人，卻對下一次民選不抱希望。（時間：7月5日 來源：南方都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