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劇變以來，地區局勢在整體上已相對平穩，相關國家開啟了政治與社會重建進程。但有兩個國家局勢處於持續動蕩之中：敘利亞與埃及。如果說敘利亞仍處於“阿拉伯之春”以推翻長期執政家族或政黨為目標的初級階段的話，那麼埃及毫無疑問處於“繼續革命”階段。埃及作為阿拉伯乃至中東地區大國，其局勢走向對於其他轉型阿拉伯國家也會有輻射作用。穆爾西總統最終被軍方罷黜，其背後除了社會民生等核心要素之外，還涉及諸多結構性矛盾。
首先，埃及社會分裂導致的當前街頭運動降低了埃及民主的質量。埃及社會一直以來主要分裂為親穆巴拉克政權和親穆兄會的兩大陣營，由於中東劇變的突然席捲，埃及國內政治力量對比驟然偏向反穆巴拉克政權的群體，其中主要是穆兄會及其支持者。後穆巴拉克時代的總統大選的決勝局在穆斯林兄弟會旗下的自由與正義黨黨魁穆爾西和前穆巴拉克政權總理沙菲克兩人及其所屬陣營之間展開，便是例證。儘管穆兄會歷史上堅持過宗教暴力鬥爭路線，儘管沙菲克被視為舊政權殘餘勢力的代表，但曾經關係錯綜複雜、甚至是相互仇視的兩股勢力能夠同台競技，這本身就證明了埃及在走向政治民主化道路中所邁出的關鍵步伐。
相對於利比亞、也門、敘利亞等國的腥風血雨，“埃及最後一個法老”穆巴拉克的較早去職以及歷經博弈與妥協的判決，最大限度維護了埃及的政治穩定。在這個難得的框架下，無論是穆兄會還是舊勢力，都只能在民主的軌道上引導埃及的前進，雙方都只能改變各自舊有的“革命黨”理論與行為，逐漸向現代執政黨轉型，否則就將成為下一輪街頭運動“革命”的對象。穆爾西陣營獲勝後，在實現新舊兩種思潮的融合，以及與前政權支持者分享權力方面不甚成功。因此，穆爾西同樣被視為“法老”，只是如今他成為新反對派的鬥爭所指。街頭運動推翻了穆巴拉克，這一次又試圖推翻穆爾西。在任何一派都可以利用街頭運動反對現政權的時代，埃及脆弱的民主愈發顯得質量低下，軍方出面罷黜總統便是理所當然了，有人將此次軍方行動理解為政變，也有人理解為複辟。
其次，埃及軍政關係有利有弊，軍方是世俗化的守護者。穆爾西政權在與世俗化捍衛者埃及軍方的關係處理上不甚融洽，許多原反穆巴拉克政權人士秉持世俗化原則而加入新反對派。事實上，穆爾西政權對全局的掌控能力仍與埃及軍隊在國家中的地位有著密切關聯。埃及現行的共和制度自1952年納賽爾領導的軍事政變後得到確立，長期以來，軍隊在埃及的威權政治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埃及實際上是由脫去戎裝的總統領導的軍政權。但在穆巴拉克30年的統治期間，其培植的家族統治勢力與軍隊之間產生了越來越深的矛盾。2011年中東劇變以及埃及變局中，穆巴拉克拒絕交權的態度促使軍隊在權衡利弊後以退為進，放棄了對穆巴拉克的支持，以圖在樹立軍隊支持民眾訴求的良好形象的同時，重拾對政權的掌控。但埃及軍隊也意識到，傳統的軍管或軍人直接參政並不符合時代的發展，因此埃及軍隊“垂簾聽政”的傾向越來越明顯，與其同今後各種碎片化的政治勢力發生直接衝突，還不如成為各方衝突的仲裁者和利益的維護者。當然，埃及軍隊仍對穆兄會保持警惕，以程序違憲為借口，通過解散伊斯蘭勢力主導的議會下院來為前政權總理沙菲克參選鋪路的態度便是明證。穆爾西當選總統後，如何將穆兄會的伊斯蘭教背景與軍方對世俗化的捍衛較好協調，直接影響著自由與正義黨政權的執政效能；不僅如此，如何最大滿足以軍隊為代表的舊政權殘餘勢力、自由民主派、宗教勢力、普通民眾的多元利益訴求，對其政權的掌控能力也是巨大考驗。穆爾西政權上台後的大尺度“攬權”行徑更是觸碰到多方利益。埃及軍方雖有幹政之嫌，但也未將建立軍政府作為目標。
埃及要超越當前的社會分裂、街頭政治，必須尊重埃及所擁有的阿拉伯、伊斯蘭屬性的事實，從自身屬性本身來尋找國家的出路。西方的民主模式和選舉制度與埃及社會有著巨大的差異，埃及傳統的政治協商、僉議等原則應是由與選舉並駕齊驅的民主制度構成。對於埃及執政者和軍方的評價要超越“專制”、“獨裁”等西方霸權話語，要歷史地看待其合法性來源變遷，選舉從來也不是合法性的唯一來源，尊重並適量照顧到各種群體和個人的利益訴求才是統治合法性不斷增強的必經之路。雖然穆爾西總統政治事務助理巴其納姆•沙爾卡維曾指出：“很少有可以被描述成純宗教或純世俗的政體，大多數都被表述成世俗和伊斯蘭的特殊組合，埃及這個案例研究是該類別中的主要類型之一。”但穆兄會政黨在宗教上所遭遇到的傳統勢力根深蒂固的質疑很難立刻消除。總而言之，埃及人身陷世俗國家與宗教國家、文官政府與軍人政府、專制政治與民主政治等二元對立概念和思維之中，這雖造成了民眾在行動上的無所適從和自相矛盾，但絕對不能超出和平的底線。“以暴制暴”決不會給軍方和穆兄會帶來雙贏，政治持續動蕩最大的輸家也只會是普通埃及民眾。（時間：7月5日 來源：東方早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