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體化最終塵埃落定，事實上標誌著京津對於河北開始對等對話。不過，未來京津冀一體化能否實現，還要取決於三個因素。即建立對等的開放體系，找准各自定位並實現產業協同，建立對河北的反哺和輻射機制。
京津冀需“對等開放”
京津冀此前不能一體化，最大的根源在於政治地位不對等。不同於珠三角和長三角，京津冀摻合了太多政治因素。京津是直轄市，各有一名政治局委員，河北則是一般省，不是一個量級，所以在河北與北京和天津的交往中，總是處於下風。河北的人才、資源，向北京倒流，產生了巨大的虹吸效應。天津為直轄市，在獲取國家資源方面，也有巨大的便利。過去的十年中，天津依靠國家的投資，獲得了比較大的發展，濱海新區的崛起，大部分靠的就是央企砸錢。而這種便利和優勢，同樣是河北難以具備的。而天津與北京雖同為直轄市，但是由於後者是首都，因此競爭中也處於弱勢。總之，北京集中了中國最好的資源。
有一個諺語非常形象地描述了三地在資源占有方面的區別“北京吃不下，天津吃不飽，河北吃不著”。從總量上看，京津比河北要小很多，但是人均GD P方面，北京和天津都是河北的兩倍以上，而從人均財政支出上看，北京相當於河北近4倍，天津近3倍。這種由政治地位不對等所衍生的經濟、社會領域的不對等，嚴重影響了京津冀一體化。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北京早在幾年前就開始對外地車輛限號，不准其在核心時段進入北京核心城區，天津也在年初限車，鑒於京津被河北三面包圍，京津限制外地車輛，實際上主要就是針對河北。如果河北反制北京，不讓北京車輛在核心時段進入河北，則不到一周，北京必成為一座死城。而由於政治地位不對等，河北並不敢限制京津車輛，尤其是不敢限制北京車輛，由此出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北京在長期吸走河北的資源之後，還不准河北人進入北京，河北犧牲日多，京津索取日大，長久下去，必然難以共振。目前，天津方面希望與北京互相開放車牌。其實，未來天津可聯合河北，敦促北京開放。
京津冀一體化，不僅在於硬件的一體化，如交通一體化和產業轉移，更重要的在於互相成就，互相開放。由此，京津冀資源能夠互相流動，而非單向流動，才可以實現最優配置。
事實上，相對於政治地位的對等，對等開放，則比較現實，亦比較容易推行，尤其是京津兩市，應有此氣度和遠見。在車牌互相取消限制之後，未來京津冀可實現一系列對等開放，如統一高考，北京的功能分解與遷移，部分高校，央企、醫療資源向河北的轉移等，均為對等開放的應有之義。
明確定位產業協同
京津冀比鄰而居，卻不能肝膽相照。其中一個很大原因，當是彼此定位的模糊乃至重叠。天津雖被國家規劃為中國北方的經濟中心，但是北京卻不僅是中國整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亦是北方事實上的經濟中心。
不僅天津與北京之間競爭激烈，存在產業雷同，天津與河北之間亦存在諸多競爭。比如在港口方面，濱海新區憑借港口優勢快速崛起，而河北則祭出了曹妃甸港、黃驊港、秦皇島港等，欲與天津港一爭高下。相對長三角諸城市之間的互相促進，京津冀經濟區卻互相制衡，天津沒有向西北對接北京，而是南向海洋，同時河北亦在海洋與天津爭雄。由此，京津冀的經濟總量，在全國經濟的占比逐步下降，無法與長三角和珠三角比肩。
未來，京津冀一體化首先要解決“定位問題”：北京是“政治、文化、國際交往、科技創新中心”四大中心；天津應該是經濟中心和高端製造業中心；河北應該是大眾製造中心。目前，北京產業升級基本完成，服務業、高新產業與文化產業發達。天津擁有北方第一大港，且土地資源豐富，發展大型製造業、高新科技產業等均有巨大空間。按照天津目前的發展速度，十年內總量追上北京並不難。而河北，則可重點發展製造業，承接北京和天津的產業轉移。其實，京津冀的產業轉移，就是要解決“互補問題”。但現在出現的一個傾向是：大家都只想搶“香餑餑”。北京在資源分解中，不能只想拋棄低端，動物園服裝市場要轉移，但高端資源也應該分流部分。比如央企、一些高新產業，也該分流到天津和河北。而廊坊前不久也聲稱，首要承接高端資源，這也是值得警惕的。
不過總體而言，未來仍值得期待。理想狀態下，京津冀三地發展階段不同，可更多實現互補。從產業結構來說，北京的服務業占比已超過75%，為大陸城市中最高；而天津依托濱海新區，處於工業化的後期；河北目前工業化程度比較低，正處於中期，傳統產業的比重比較大。
目前，定位最明確的是長三角諸城市，產業協同最具效應，上海的龍頭地位毋庸置疑，是長三角的經濟中心，同時兼備金融、高新產業、服務業、港口物流等方面的中心。除上海外，其它城市都有其獨特的定位：南京主要側重於物流、重化和信息產業；蘇州和常州則專攻現代製造業；無錫集中於信息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相互之間實現了“特色發展、錯位發展、梯度發展”的模式。未來，京津冀亦需要建立在精准定位基礎上的產業協同。
建立京津反哺河北機制
馬歇爾計劃舉世皆知。當年，美國之所以扶助西歐，除意識形態接近外，更重要的因素在於，如果西歐經濟塌陷，則美國亦無法獨善自身。任何一個經濟體，都需要相對對等的經濟夥伴。同樣，京津未來需要對河北實行類似的“馬歇爾計劃”，以扶持和反哺河北。
一直以來，河北為京津做出了巨大的犧牲。2005年-2010年，河北省向北京輸送的勞動力平均每年在100萬人左右；向天津輸送的勞動力平均每年在60萬人左右，且呈逐年增加態勢。在河北省人均水資源也極為緊張的情況下，僅2008年-2012年，河北向北京應急供水總量就超過10億立方米。
承德至天津的“引灤入津”工程，每年為天津提供的水資源總量超過5億立方米。為保證北京的水源，河北張家口的官廳水庫區域很多產業被禁止，北京密雲水庫上游為河北的承德市，當地亦有很多產業被禁。某種意義上說，這都是河北對於北京發展做出的犧牲，但這種犧牲，目前沒有得到應有的補償。這就需要來自中央層面的協調機制，建立國家層面的轉移支付能力。
未來，京津冀的環境治理不可能單城獨進，尤其是北京和天津的環境，要受到河北的巨大影響。如河北的環境治理不力，則北京和天津投入再多的經費，也將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目前北京投入治理霧霾的經費高達7600億，加上其他費用，預計未來將達到1萬億。而河北卻沒有這個財力。未來北京的治污經費，也應有河北的一份。
此外，要治理污染，河北產業的諸多產業將被調整，鋼鐵、水泥等產業勢必受到限制，河北與京津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可能完全拋棄傳統產業，應該有相對的激勵機制，促進河北迅速完成產業升級。（時間：4月8日 來源：京華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