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不斷有媒體報道，湖北武漢地區周邊市場上銷售的大米中含有轉基因成分，與此同時，中國出口歐洲的大米製品頻繁被檢出含有轉基因成分。僅2013年中國出口歐盟的大米製品中，就有25次被查出含有轉基因成分。但是迄今為止，中國政府從沒有批准任何一種轉基因大米的商業化種植，也沒有批准轉基因大米的進口，這也就意味著，市場上出現的轉基因大米和米製品都是非法的。
對轉基因，無論支持還是反對，都大有人在，這也導致了多年來圍繞著轉基因的爭議成為國內相關領域的一道重要風景，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以方舟子與崔永元兩位公共名人為首，各自聚集了一批粉絲，前者高舉科學旗號，後者則秉持人本及權利觀念，以網絡為戰場掀起的互不相容的“罵戰”。
從輿論上看，雙方各有高低上下，短期內很難說誰會徹底失敗，原因很簡單，方舟子堅持認為轉基因是未來發展的方向，不管人們願意不願意，都必須得接受。而且在科學主義的立場下，為大眾畫了一道非此即彼的是非線，在這道線面前，不支持科學的人都成了愚昧和野蠻的臣民。崔永元則認為，轉基因技術的不成熟導致其前景不明，也導致了不同國家對待轉基因態度的不同，其中，美國是轉基因技術大國，人們對轉基因技術的前景持開放態度，也比較樂觀，但歐盟國家以及日本，對於轉基因技術的使用非常謹慎，有著嚴格的限制。基於這種現實，持一種中間路線，或許是最負責任的選項，即支持者儘管去支持，但對轉基因的拒絕，也是應有的權利，尤其是不能假科學之名以行霸道。
應該說，雙方各有道理，而且可以肯定，轉基因技術一天不解決其安全性問題，上述爭議就不可能消除。而且在我們看來，這樣的爭議實際上很有必要，因為爭論的過程，實際上也是知識啟蒙的過程，不管是對於科學知識，還是公民權利問題。同時，這些知識和問題還會形成一種動力，反過來推動人們深入研究，來獲得更多的知識來解決所面臨的問題。
但是，在目前基因技術使用混亂的局面下，上述爭議實際上已經變得毫無意義。在利益的驅使下，轉基因技術正突破法律與人文倫理的困境，汹汹而來，你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如果說，方舟子對轉基因技術所體現的科學力量的執著還不無知識分子的意氣，那麼在武漢，轉基因稻種銷售的泛濫，含有轉基因成分大米的隨處可見，表明了轉基因技術憑借技術優勢與商業化的力量已經成了賺錢的手段，這二者之間的不同在於，科學主義的根本指向也還是人，最終要服務於人的，而利用不成熟技術的擴散來賺錢，本質上等同於掌握了核技術的科學販子制售核武器，而且只要賺錢，不計風險，尤其是不計別人的風險。這個時候，我們可能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祈禱這種轉基因技術真的是沒有問題的。
同時，最讓人擔心的還不止於此，從這些年來對於轉基因農業的報道來看，武漢恐怕只是轉基因技術使用情況在國內表現出來的冰山一角，因為從糧食生產的角度，整個湖北省也不是最有代表性的省份，根據黑龍江大豆協會副秘書長王小語的說法，90%的大豆油原料為轉基因大豆，黑龍江省為中國大豆的最主要產地，這句話意味著什麼不難想象。而且，基於人口數量上的總體消費需求，國內生產的轉基因作物以及產品，最終的消費者只能是本國民眾，一旦這種基因技術出了問題，後果無法想象。也正因為如此，歐洲對於轉基因產品極為敏感，並制定了嚴格的監督檢驗制度，我國直到目前也沒有批准任何一種轉基因大米的商業化種植及進口。
實際上對於基因技術的兩難選擇，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措施作為參考，無論歐美日本，一個基本的態度是，如果支持轉基因的人們不能令反對者生出足夠的安全感，那麼就應該尊重他們拒絕轉基因食品的選擇，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他們。而且這種選擇性應該在日常生活中有充分的體現，尤其是人們在購買各種食品時，商標上應該標明是否為轉基因食品，法律尤其要保證人們享有充分的知情權和選擇權，這其中，也包括對基因技術的使用。去年，就有來自廣東、山東、安徽、湖北的12名律師聯名致信國家食藥監管總局和農業部，要求公開轉基因食品相關信息，滿足公眾知情權和自由選擇權。現在來看，這種要求實為必要之舉，但有關部門的行動，則顯得過於消極，記者在武漢所看到的一幕,給人們敲響了一記警鐘。（來源：城市晚報 作者：柳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