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興良日前透露，刑法修正案（九）擬設置“收受禮金罪”，國家工作人員收受他人財物，無論是否利用職務之便、無論是否為他人謀取了利益，都可以認定為此罪。據介紹，收受禮金罪不同於受賄罪，量刑將比受賄罪輕，如果設置這個罪名，有利於懲處他人對國家工作人員的“感情投資”，懲處國家工作人員以“收受禮物”名義收取他人好處。
這條涉及刑法修正案（九）的新聞，具體情況有待進一步證實，但有關增設“收受禮金罪”的內容，引起了輿論的廣泛矚目。中國人有禮尚往來的傳統，親朋好友之間逢年過節互贈禮物，大多數是正常的人際交往，但一些國家工作人員利用人際交往渠道，以收受他人禮物、禮品等名義，直接或變相獲取不當利益。一些個人、企業和單位每到年節時候，都要按照一定的標準向有關部門工作人員和官員送上現金、購物卡或昂貴禮品，少則幾百元上千元，多則幾千上萬元。一些國家工作人員和官員在春節、生日甚至生病住院時，都會收到很多人送來的禮物，加在一起會是很大的數目，比收受賄賂有過之而無不及。
國家工作人員收受禮金的行為，嚴重侵害了公共職務的廉潔性，其性質和危害與受賄罪沒有根本的區別。但是，按照《刑法》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構成受賄罪，國家工作人員如果“收受禮金”而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或者通過特殊手段（如給予期權）將“收受禮金”與“為他人謀取利益”割裂開來，就很難以受賄罪論處。現在，刑法修正案（九）擬增設“收受禮金罪”，其認定不受是否“為他人謀取利益”的限制，國家工作人員只要收受他人禮金達到一定數額，就可以按此罪論處，如此以收受禮金罪“代替”受賄罪，的確可以彌補受賄罪認定條件較嚴之“不足”，對國家工作人員非法收受禮金行為予以懲治。
不過，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在考慮設置“收受禮金罪”時，也要考慮到設置此罪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當年刑法設置“巨額財產來歷不明罪”後，一些貪官貪被查獲的贓款贓物中，有的由於時間太久、記錄不清等客觀原因的確不能查清來歷，屬於“來歷不明”的財產，但另有一些贓款贓物，被有意無意歸入“來歷不明”的財產。受賄罪量刑明顯高於巨額財產來歷不明罪，前者最高可判死刑，後者最高判5年（後來增加到10年），有時竟成為幫貪官減輕刑事處罰的一條特殊渠道。鑒於這個教訓，現在需要警惕的是，刑法如果增設“收受禮金罪”，由於其量刑比受賄罪輕，會不會也讓一些原本可以認定為受賄罪的行為，被有意無意歸入“收受禮金罪”，從而使貪官減輕刑事處罰？
如果我們已經預判到，增設“收受禮金罪”很難避免上述負面效應，那麼增設此罪就應當慎之又慎，否則“立法冒進”恐導致不小的損失。如果不設置“收受禮金罪”，我們可以用另一種立法來懲治收受禮金的行為，那就是修改受賄罪的構成要件，取消“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認定條件，國家工作人員只要收受他人財物（包括年節禮品、生日禮物、“份子錢”、慰問金等）達到一定數額，即便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就構成受賄罪。目前，世界上許多法治成熟的國家，都沒有將“為他人謀取利益”作為受賄罪的前提，這樣更能體現打擊受賄犯罪的有效性，更能體現以法律權威維護公共職務廉潔性的目的。
要不要增設“收受禮金罪”，這是一個事關嚴懲腐敗、夯實法治的大課題，值得立法機關認真研究考量。（來源：北京青年報 作者：潘洪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