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為，詞語就跟刀、鏟、鋸、錐一樣，用久了，是會被磨損的，會失去其表現力、穿透力。詞語也要換著用，就像一個工匠，他的工具箱裡，同一種工具，特別是使用頻繁的工具，肯定不止一件。昨天一則新聞報道裡的六安市民，就比較善於用詞。
據中國之聲報道，最近，安徽省六安市以二十四孝故事為題材製作了一批街頭公益廣告，其中有“郭巨埋兒”的故事，不過在宣傳牌上被改成了“埋兒奉母”，掛在路邊的護欄上，一些市民說，看到“埋兒奉母”，覺得“瘮得慌”。
“瘮”（shèn），即害怕，驚恐。是一種從感官如視覺、觸覺深入內心的恐怖。“瘮”比”怕“更有描述能力，能夠比較具體、生動地表達恐懼心理髮生、發展的過程。六安市民之所以用 “瘮”字，應該是覺得“怕”不足以描述“埋兒奉母”對自己的刺激，不足以描述這個故事的陰森、恐怖。
六安的主事者大概也覺得無緣無故“埋兒”不好，把“郭巨埋兒”改成“埋兒奉母”，強調了孝義，“埋兒”有了正確的目的，“弘揚傳統文化”就師出有名了。但是，即使是 “埋兒奉母”，六安市民為什麼還是覺得“瘮得慌”呢？對任何一個為人子、為人父者來說，“母”與“子”都是親人、骨肉，都是不能割舍的，而 “埋兒奉母”的故事非要把親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把血脈相承的親人變成你死我才能活的敵人。很難相信，一個人性健全的人，有“不忍”之心的人，會這麼冷靜地編織出這樣的故事來。“埋兒奉母”的故事，浸透了這樣的“冷靜”，才叫人“瘮得慌”。
確實，生活中人們常常會面臨兩難選擇的困境。 “埋兒奉母”就是告訴你在兩難時應該如何選擇——這是所有寓言的特征。所謂寓言，就是有普遍價值的故事；“寓教於樂”裡那個“教”，就是普遍意義、普遍價值；而“故事”，總是被群眾所喜聞樂見的。寓言“先天”具有把某種價值普遍化、絕對化的功能，讀者接受了這個普遍化、絕對化的價值理念後，是不會再去追問寓言背後的東西的。郭巨家境貧窮，生了兒子後，怕養不活母親，才去埋兒子的。“貧窮”才是郭巨的困境。即使你不很情願接受 “埋兒奉母”這個選擇，但是，你糾結於此，視線被局限於此，寓言的教育功能就實現了一大半——這時，你不會去問郭巨為什麼會陷於貧窮。而且故事也不提供這方面的具體內容，切斷了往這個方向追問的可能。這也是傳統寓言的一大特征：語境的封閉性，與普遍性、絕對性三位一體。不能追問的東西，就是天然合理的，命中注定的，你就在“埋兒”與“奉母”之間做決定吧。這樣，“貧窮”這個社會問題，被改寫成為家庭問題；社會資源的分配問題，被改寫為家庭成員之間的生存資源分配問題。
一般認為，孩子代表未來，無論是對國家還是對家庭來說，都是如此。在“埋兒”和“奉母”之間選擇，也是在未來和過去之間選擇。本來，“過去”和“未來”之間是有內在聯繫的，不能割斷，也不能取舍。“郭巨埋兒”，倒是很能象徵一種文化傳統；對“未來”很隨便。郭巨已經很貧窮了，不能同時養活母親和孩子，但還要生孩子；生了又把他埋掉。如果他沒有孩子，就是最大不孝；不埋掉孩子，也是不孝。生了又埋掉，他的孝道就無懈可擊了。在這樣的孝道裡，其實是沒有“未來”的位置的。這是故事最“瘮得慌”的地方。
傳統寓言的封閉性，把“未來”這一最重要、最人性的價值維度排斥在外；更不用說另一個思考維度了——在有人為奉養自己的母親而埋自己兒子的時候，有沒有人，讓別人埋兒而奉他自己的母親？
六安市民見了“埋兒奉母”，覺得“瘮得慌”，說明他們無論身體還是心理，都很健康，對“埋兒奉母”這一外部刺激有靈敏而恰當的反應，這是自“五四”以來新的、人道的思想深入人心的結果。那麼，六安的主事者為什麼要宣傳“埋兒奉母”呢？如果他們認真讀、認真思考過這個故事，相信他們也會感到“瘮得慌”的，他們畢竟也是正常人，相信他們有正常的感覺和判斷；最大的可能是，他們根本沒有認真讀過、思考過，沒有任何感覺。魯迅把這種心理和行為直接命名為“不認真”。一邊對傳統文化沒有認真的態度，一邊卻在“大力弘揚”傳統文化，這種“不認真”的普遍存在，是當前最叫人“瘮得慌”的地方。
要認真弘揚傳統文化，就要分清什麼是傳統文化的精華和糟粕，才能繼承傳統文化的精髓，滿足當代社會文化對傳統價值的渴求。（來源：錢江晚報 作者：戎國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