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奮劑、改年齡、操縱比賽，裁判不公，一些運動員的歸屬省籍……全運會賽場上的種種黑幕，為公衆詬病由來已久。“跳水皇後”伏明霞一輩子沒拿過全運金牌！“蛙後”羅雪娟在全運會上曾義憤填膺地怒吼“這一池子水不幹淨”！而奧運冠軍何雯娜在丟掉全運會金牌後，一句“早就知道金牌給誰”，更引發過當時輿論對於全運會到底是一個體育運動會還是“權力運動會”的討論。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紀委《通報》中一系列針對性整改措施，無論是相關獎項評選的取消，還是全運會成績公布方式的調整，種種做法所釋放的信號，都表明了更加理性的“體育觀”正在回歸。
其實，全運會這個東西，說起來，還是當年學習蘇聯體育體制的產物。在國外或是沒有全運會概念，比如美國；或是把全運會作為群衆性運動會，不設高額獎勵，比如日本。而咱們的全運會呢？“金牌至上”的政績觀背後，有一條公開而龐大的利益鏈條，所謂“體育搭台、經濟唱戲”，地方領導要績效，要彩頭，要面子工程，全運會的金牌成為了仕途的最好通行證。再加上體育專項撥款任由地方支配，全民健身和競技體育不劃界。群衆體育砸錢一時半會不會有效果，競技體育砸錢可以迅速換來看得見、摸得著的金牌，所以錢多的省市體育局在全運會上任性揮霍，錢少的省市體育局則更是只能把有限的資源都用到“爭金奪牌”的計劃上。
地方政府為了排名爭先恐後，集中各種社會資源發展精英體育，即使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卻忽視了對全民體育的投入。社區健身基礎設施不到位，城市沒有幾個像樣的球場，本該用來采購體育器材、興建體育場館的錢，還能留下多少？可想而知。
當然，“金牌至上”觀念不只體現在全運會上。1988年漢城（首爾）奧運會中國僅獲五枚金牌，為此當時的中國國家體委啓動了奧運爭光計劃，金牌突破成為了中國體育的階段目標。個人項目、小衆項目、技巧性項目等，成了中國體育重要的奪金點，而以三大球為代表的集體項目則從編制到經費上被嚴重忽略。這樣的格局，甚至一直延續到現在。
雅典奧運會結束以後，曾有媒體計算，中國運動員奪得一塊奧運金牌的成本平均超過6億元。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09年）西部某省全民健身經費年人均投入不到一分錢，東部某經濟大省人均公共體育場地面積也只有0.017平方米，即使按照2012年發布的《“十二五”公共體育設施建設規劃》，到2015年，中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的“目標值”也才1.5平方米而已。
除了體育資源配置失衡問題，“一切為金牌讓路”的思維，更是偏離了真正的體育精神。前段時間，對孫楊“誤服禁藥”事件的處理，引發輿論的軒然大波。“在亞運前停賽三個月，明眼人都看出是不想影響他在亞運會上爭金奪銀。為了金牌，有關組織對明星選手的照顧也太露骨了”，“不管他是為治病，還是故意服用，服用禁藥是既定的事實。相關利益團體千方百計幫其隱瞞，反映了體育界對選手的管理存在問題———不服食違禁藥物對選手而言應該是要具備的常識，相關機構應起到監督的功能何在？”這些質疑聲音，可謂都指向了“症結”所在。體育賽事“以金牌論英雄”，和應試教育“以分數論英雄”，科學研究“以核心刊物論英雄”，經濟發展中的“唯GDP論”一樣，這種被放大的單一指標，往往會破壞該領域的正常生態，不但屬於評價、考核機制上的“懶惰思維”，甚至於變成了舍本逐末之舉。
就《通報》內容看，改變“金牌至上”政績觀的方向無疑是明確的，不過就如新華社記者評論《“撤銷”金牌榜能否根治“金牌至上”》文章中說的，“乍看上去，這像是關乎全運會改革的爆炸性新聞。取消金牌榜、獎牌榜，這不是要革全運會的命嗎？沒了金牌榜，各地體育局還較什麼勁、爭什麼排名呢？沒有了全運會金牌的杠杆，奧運金牌項目怎麼玩？總局要對金牌戰略作出調整？仔細一瞧，卻發現《通報》中的文字值得玩味。金牌、獎牌和總分排名不公布了，成績榜還是有的。那麼成績榜以什麼作為依據呢？不再分別公布各省區市的金牌、獎牌和總分排名，是不是意味著內部分享、內部掌握呢？此外，《通報》中還有‘體育總局取消了亞運會、奧運會貢獻獎獎項的評選’的內容，但並沒有明確說明各省區市運動員在奧運會上獲得的成績是否仍像以往那樣繼續帶入全運會。”這些疑問，恐怕也意味著體育領域，還需要更深層次的改革。
顧拜旦《體育頌》中說，“啊，體育，你就是榮譽！ 榮譽的贏得要公正無私，反之便毫無意義。有人耍弄見不得人的詭計，以此達到欺騙同伴的目的，他內心深處卻受著恥辱的絞縊。有朝一日被人識破，就會落得名聲掃地。”今天的國人，不再需要靠奧運金牌數來“找回民族自信”，越來越多的體育項目也正在走向職業化、商業化，是時候該剝離掉那些附於體育之上的，諸如“權力”“政績”“面子”這類東西，讓體育精神回歸其本來面目了。（來源：新文化報 作者：肖金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