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怎麼證明我媽是我媽！”這是北京市民陳先生日前的感慨。乍聽起來有些好笑，了解事情原委，又讓人一陣唏噓。
原來，這位陳先生要出境旅遊，得明確一位親人為緊急聯絡人。於是，他想到自己母親。可是，陳先生北京戶口簿上只有老婆孩子的信息，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戶口簿，早就沒有了陳先生的名字。這讓陳先生頭大了，難道要為這證明跑上近千公里回老家？就算如此，就能順利開到證明嗎？
對陳先生的痛苦，很多人都有共鳴。因為在生活中，類似令人啼笑皆非的證明，實在太多了，很多堪稱是“奇葩”：要證明你沒犯過罪，要證明你沒結過婚，要證明你沒有要過孩子，要證明你沒買過房……有多少“奇葩”證明，就有多少民眾在被折騰。
被“奇葩”證明折騰的，也不止是民眾，還有為民眾提供直接服務的社區。此前，全國人大代表易鳳嬌曾列舉過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證明事項。比如，90後去參軍需要社區開具在“文革”期間的表現證明，新農合醫保在異地看病需要社區開具“是否屬急診”的證明……她調研發現，需要社區開具證明的事項有110多項，社區公章被當成了“萬能章”。
本來，很多“奇葩”證明都是不需要社區來開的。因為社區的屬性是“群眾自治”，不管是城市社區委員會，還是農村村民委員會，都強調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而不是地方政府的“二級機構”，也不是一些部門單位的職能延伸。可是，現在社區被轉嫁了很多職能，不堪重負。
媒體報道過，廣西南寧一社區掛了28個職能部門的牌子，寧波一社區所掛牌子甚至多達50塊！開“奇葩”證明，蓋“萬能章”，社區“牌子泛濫”，這類囧事，這種額外負擔，不僅背離了社區身份本質，也讓社區工作者喘不過氣來，沒有精力去走家串戶，去了解社情民意，調解處理矛盾糾紛，解決實際問題。這樣一來，服務民眾的“最後一公里”自然難以暢通，人們也就難以擁有更多獲得感。
是到真正為社區減負的時候了。事實上，在社區減負方面，一些地方也做出過有益探索，取得了一定成績。比如，前兩年，重慶市南岸區就將分散在社區的大部分行政事務收至街道，讓社區居委會回歸服務群眾、引導自治的本位，在社區減負方面取得切實成效；去年，重慶沙坪壩將社區承擔的公共事務由以前的112項減少為49項，村承擔的公共事務由69項減少為40項。這樣的社區減負，就讓很多基層工作人員能真正甩開膀子，騰出精力來為民眾做好服務。
既然社區不是“小政府”，就不要再去增加那些不必要的負擔了。需要反思的是，在“奇葩”證明的背後，在社區“牌子泛濫”的背後，有沒有一些部門單位存在懶政不作為的現象，有沒有同級職能部門是因為互相推諉最後把責任推給社區來承擔，甚至會不會有一些單位在利用這種任務下卸式的手段搞“權力尋租”呢？
只有真正釐清權責關係，還原社區的本質屬性，社區減負才能迎來真正轉身，很多基層工作者才能有精力走進街巷深處，來到田間地頭，做好基層服務工作，充當好人民調解員，給民眾帶來更多獲得感。（來源：重慶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