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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4日，乘客在上海火車站分別使用快的打車與滴滴打車軟件打車。 |
備受關注的“專車第一案”15日在濟南開審。“專車司機”陳超因送客時被執法人員罰款2萬元，將濟南市城市公共客運管理中心告上法庭。一場行政訴訟將有關專車的法律爭議凸顯出來。法庭上，雙方圍繞處罰程序是否合法、處罰依據事實是否充分等焦點展開辯論，法院最終將如何判決還不得而知。
本案案情簡單，但社會與媒體關注度卻很高，以致百度迅速以“專車第一案”建立詞條，各方媒體更是雲集濟南，市中區法院220人旁聽申請名額迅速爆滿，曾經直播過薄熙來審判一案的濟南中院，還聯手濟南市中區法院進行微博直播。
一起簡單的行政訴訟之所以如此受關注，源於現實中的“專車困局”：盡管國家層面對移動互聯預約用車沒有禁止，但許多地方的運輸管理部門，卻又隨時可以對個案開罰。大家希望這次審判能夠給出一個清晰的結論，甚至是通過司法判決明確專車的法律身份。但就審判過程而言，司法似乎難以承受如此之重。專車合法性問題應該由更高層面去解決，無論滴滴快的專車，還是神州、uber，他們都是合法成立的企業，而且是大企業，既然他們能在全國大張旗鼓地開展業務，以各種模式提供專車服務，沒有被從國家層面叫停，應該說這個創新沒有違反現行法律。
問題來了，如果說整個專車模式沒有違反法律，那為什麼執法部門要抓住一個個案不放，直接去抓一個司機？這顯然對具體的司機而言是不公平的，也會把政府執法推到一個尷尬的境地。法院要對專車“第一案”進行判決，必須要回答的一個問題就是專車違不違法，更回避不了整體與個體的關系，如果違法的話，那麼專車公司不就是非法公司了嗎？
可以毫不客氣地說，這樣的執法除了製造麻煩之外，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其實，在打車軟件剛出現的時候，交通管理部門也曾經叫停，認為其違法，但事實證明這樣的創新對社會是有益的，只是打破部門利益壟斷，專車是不是也這樣的呢？早在去年11月23日，交通運輸部發言人針對移動互聯網預約車問題答記者問時，提出“以人為本、鼓勵創新、趨利避害、規範管理”的十六字方針，以服務城市居民出行需求為目標，更將“鼓勵創新”放在重要的位置。今年3月，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使交通真正成為發展的先行官”。在萬衆創新，大衆創業的大背景下，從中央到地方都在鼓勵創新，為什麼某些部門還為一己私利，而阻礙創新呢？
不管承認與否，專車服務是“互聯網+”戰略下，解決交通問題，特別是私家車與公共交通服務的一個有效途徑。正如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何海波所說，技術的進步是無法阻擋的，由技術進步帶來的生產經營方式變革，也不應受到法律的阻礙。公衆為獲得更好的出行條件而叫專車，是一種合法性需求，政府必須慎重考慮有沒有必要對此進行管制。
政府在監管的同時，應該首先查明專車公司在專車運營過程中扮演一個什麼角色，其行為是否合法，再著手確立監管規則，那麼一個新的經營模式才可能真正成熟，並獲得社會任何一方的接納。否則，單純的打壓與否定，無助於一個產業的發展。
回到專車“第一案”，不管法院最終如何判決，都必須做到一點——讓人信服，不能為了維護執法部門的權威和面子，而違背大的法律精神，更不能讓舊制度阻礙萬衆創新。（來源：深圳商報 作者：李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