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圍繞專車的紛爭不斷，從南京出租車罷運到上海查處專車，再到太原專車司機與執法人員發生肢體衝突，專車在方便市民出行的同時也陷入“非法營運”的巨大風險中。“專車第一案”之所以令人矚目，核心議題就在於現實中的這種“專車困局”：專車所代表的移動互聯預約用車方式是不是“黑車”？“專車”與“黑車”界限在哪裡？從專車運營方到出租車運營方再到普通民眾，都期待法律能給出一個明確的說法。
由此，這一個案就將公眾的期待引入司法領域。人們期待司法判決能夠讓專車走出法律的灰色地帶，確立明確的規則。一個社會遇到法律爭議時希望聽到法院的聲音是好事，但法院卻未必能承擔起這番美意，因為在我國，司法往往只能對個案定分止爭，很難為社會創造出新的確定性規則。
這是一種令人糾結的狀態。尤其在社會轉型期，法律制度尚未成熟定型，對很多社會創新行為的評判不清晰，又由於行政部門職能轉變不到位，就造成這樣一種現象：當法律對某類行為缺乏明確規制時，執法部門可能對合法性存疑的行為先行處罰，一旦案件進入司法程序，社會對行為本身的價值判斷就轉移到司法裁判上，希望從判決中找出合法性根據。這正是制度轉型過程中司法的困境所在。
面對這類案件，司法當然不能拒絕審判，但裁判很可能止步於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判斷，而難以“借題發揮”去回應公眾議題。其實本案從庭審上原被告雙方的辯論焦點也能看出，司法審理的對象是行政處罰行為是否合法，而並非從法律上釐清“專車”是不是“黑車”。這種不作“深究”的審理，恰是我國行政審判區別於判例法國家的一個特點。
法律是否應當支持移動互聯網技術下的專車運用，關係到出租車公司及司機的運營效益，關係到公眾出行的方便，也關係到市場行為自由，理當被作為一個公共政策議題，納入立法者的視野。人們期待審判將專車開出法律灰色地帶，或是對司法機關寄予過高的希望，對於公共政策和法律制度上的爭議，中國目前的司法機關很難作出判斷。專車的最終“救贖之道”，還得求助於立法，通過公開博弈出台統一的法規制度，才能走出困境。（來源：京華時報 作者：兵臨 本文略有删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