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南京警方通過官方微博通報，6月20日，駕駛寶馬撞散馬自達轎車，且事發後棄車逃逸的犯罪嫌疑人王季進被提請批准逮捕。經鑒定，車輛通過事發路口時行駛速度為195.2km/h。
這起發生在端午節的車禍，在信息傳播中可謂一波三折。
中新網當天的報道稱，記者從警方獲悉，被抓獲的逃逸肇事嫌疑人許某某沒有行駛證、沒有駕駛證，同時，警方在肇事車內搜出“冰毒”，肇事嫌疑人許某某疑為毒駕。
次日，《揚子晚報》的報道援引目擊者的說法稱，當時目測寶馬車時速起碼在100多公裡以上。有目擊者稱，看到肇事的寶馬車司機竟然爬出車後，跑離了現場，一會兒就不見了。
6月21日，警方公布的信息稱：肇事嫌疑人不是中新網所報道的許某某。真正的肇事者是35歲的江蘇靖江人王季進，他是被警方“找到”的，而不是“抓獲”的，而且經調查和鑒定，排除王季進酒駕、毒駕嫌疑，王季進所持駕駛證在有效期內；車內也沒有什麼“冰毒”，只是玉米粉。
一天之內傳出如此多相互矛盾的信息，致使公衆對這起車禍充滿疑慮。這種疑慮不難理解。在今日中國大陸，交通肇事案很容易成為檢驗社會法治成色的標准之一。典型如2009年的杭州“七十碼”飈車案、2010年的西安藥家鑫案以及保定李啓銘駕車撞人案（“我爸是李剛案”）均在當年掀起巨大的輿論波瀾。
這些案件都有兩個顯著特征。一是肇事者一開始就被認為有權貴背景，要麼是權力部門或官員的子弟，要麼是富人家的孩子。二是公安機關在辦案過程中，由於種種原因，傳出相互矛盾或前後不一致的信息，被認為存在枉法斷案情形。
南京寶馬撞散馬自達案件，在輿論上同樣具備上述兩個特征，譬如，在信息傳播中曾經出現過一個“許某某”，一度還傳出過肇事者被“調包”的說法。
交通事故每天都在發生，但涉及權貴，公衆的警惕之心就會陡漲數倍，如果警方由於種種原因，公布的信息給公衆留有“想象空間”，那麼“枉法斷案”的帽子幾乎就妥妥地開始飛翔了。
公衆的這種認知，并不能全部歸於“仇官”、“仇富”等情緒發作，過去相當長時間乃至歷史的樸素經驗告訴他們，一般來說占有更多物質財富和具有更高社會地位的人，更容易獲取對自己有利的社會資源；而如果肇事者一方符合這樣的條件，官司的勝負基本上就定了。
這種“樸素經驗”盡管存在很多問題，但它就是不少人對中國大陸法治現狀的基本認識，也是一種認知結構。遇到類似事例，總是先拿這個認知結構套一套，如果由於種種原因警方公布的信息存在問題，那就算是“坐實”了這種認識。
這種認知結構最適合用來分析交通肇事案：肇事者的個人信息通過車牌查詢可以很快獲悉，且作案工具——汽車的價值幾何一望而知；案件發生現場往往有很多目擊者，社會評判的形成遠遠早於警方的專業調查和法院的判決。
公衆的這種“自行審判”，從正面講，對司法當局是一種有力監督；從負面角度看，則被認為可能造成輿論幹擾司法，典型如藥家鑫案，就被認為存在這種問題。
而無論是正面的監督還是負面的幹擾，如果輿論對每一件類似惡性交通肇事案的公正處理都保持高度疑問，案件調查審判都被輿論所推動，那麼只能說明法治建設還在路上。（來源：東方早報 作者：任大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