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專車處罰新規，罰一萬扣三月通報所在單位”——這是專車治理的最新動向。
去年以來，上海市頻頻傳出嚴打非法專車的消息。7月以來，這樣的查處行動進一步升級，僅在7月17日晚，當地就查扣非法專車15輛，對於被查專車，司機罰1萬平台罰10萬，處罰不可謂不淩厲。“通報單位”之招，更是全國首創。在專車該不該限的討論漸消的情況下，“通報所在單位”的方法重新點燃了輿論火苗。
《新京報》昨日的評論，再次提出“法無授權即禁止”的道理，“規範專車，處分違法行為固然必要，但相關執法部門卻無法回避一個問題：處罰專車司機"通報單位"，相關法律依據何在？翻遍《行政處罰法》的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因違法受到行政處罰，只有警告、罰款、行政拘留等七種，并無"通報單位"的選項。當然，如果有司機開單位車輛進行專車運營，那通報單位倒也在情理之中，不過，這在現實中屬於極少個例。”
《信息時報》的評論則筆鋒一轉，直言“通報單位或街道”的方式屬於法外施罰。“行動擬將相關從業人員的違法情況通報單位或所屬街道，這并不妥當。法治社會最重要的是尊重個人，把個人權利放在首位，并營造人們相互尊重的氛圍。每個人都享有受到社會正當評價的基本權利，除非其嚴重損害國家或公共利益，否則不應承擔有損個人聲譽的後果。”
此文作者的署名身份是法官，他對專車執法還另有指點，“本次集中執法直指司機，恐怕是力氣使錯了方向。實質上，正是軟件運營商審核不到位，為違法運營搭建了平台。執法者與其去路邊捏"軟柿子"懲罰司機，倒不如對所有軟件運營系統進行嚴查，去啃"硬骨頭"，只要哪位從業者沒有相關資質材料備案，就責令運營商用網絡切斷其軟件使用資格，運營商不予配合，則依法對之進行處罰。”
常識推斷，執法者未必不明白“通報單位”有“法外施罰”的嫌疑，但這種判斷仍然難以反撥其思維慣性：為了達到管理效果，可以動用一切手段；而針對一切人的施壓，都可以求諸於他所屬於的組織。既然一切要為管理效果讓步，既然單位之外無個人，執法當然不必仔細甄別個人權利的領地。有論者感嘆，“通報單位”讓人有恍如隔世之感，就好像小學時老師威脅學生“回家叫你爸來”一樣。紅網評論《“通報單位”是專車治理中的敗筆》則詳細分析了“通報單位”新聞中讓人們不舒服的到底是什麼—
“(通報單位)雖然不是什麼首創，但卻不禁讓人想到那個特殊的時代—計劃經濟時代下的產物—單位制。照今看來，單位制在那個特殊時代或許有著它的合理性，但它本身的弊端以及後來明顯有悖於現代文明發展的內容，已經注定它應被歷史所拋棄，一個堅硬的理由便是它把個人的獨立與自由綁架在一個組織中。姑且不說時代的變遷，讓單位制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在這個盛行個體自由、個體與單位權責有明確邊界的現代文明中，動輒通報單位的"單位制思維"，明顯與時代格格不入。”
更令作者感到意味深長的，是“通報單位”的陳舊做法與上海這一現代都市的違和感。“在權利不對等下，此舉所收獲的‘喜人成果’是不難想見的，但是，當現代法治文明成為我們所積極倡導的社會風向時，如此做法只是一種不自信的表現，如果做到了‘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又何須來這種將來只會成為一筆給法治建設帶來恥辱的敗筆呢。”
實際上，通報單位或街道的做法，無非就是想增加治理的震懾性，以便調動各種資源對非法專車形成合圍之勢。這可能會在短時間內立竿見影，但其所存在的程序瑕疵、其所透露出的簡單粗暴，不僅暴露了管理邏輯的滯後，更是有違法治潮流。從更長久的時間內看，此種社會治理的“特別手段”，肯定會產生和治理初衷相反的效果，其深層次的社會影響更有不得不顧慮的地方。
正如《新京報》前述評論所言，“公權部門的一舉一動都應該經得起法律的檢驗，萬不可任性。事實上，此前一些地方把處罰民衆闖紅燈等違法行為通報其所在單位，屢屢引發爭議。對於這樣的民意，相關部門不可視若無睹。”
專車的出現，帶來許多治理難題，監管部門的探索才剛剛上路。關於上海治理專車的爭論，相信對於其他即將面對相似問題的城市而言，既是經驗借鑒的模本，也不失為深慮得失、周詳布局的參照。（來源：燕趙都市報 作者：劉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