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法不合理
恐怕，在市場化淘洗過程中，這種政府“招呼”的呼應空間越來越小了。一者，壓根就不存在單位限定員工非職業行為的合法授權。二者，個體“非法營運”只能通過法律來認定，單位既沒有鑒別能力，也沒有壓制義務。用“通報單位”方式打壓專車，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對專車，不能讓其呆在“非法營運”的黑戶上，順著“互聯網+”的思路因勢利導，盡早將其納入法制化管理軌道，才會契合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才會邁入治理上的新境界。據《大河報》
涉嫌傷及隱私
私家車跑專車業務，作為一種違法行為，在法律沒有得到修改和放行的情況下，對其進行查處和治理并無不妥。不過，立案查處後將其情況通報單位和所屬街道，卻有可能傷及隱私權，并涉嫌責任連坐，額外增加了諸多不確定性因素。個人跑私家車涉嫌非法運營，按照法律受到相應的處罰即可，跟單位有什麼關系？對通報的行為給予支持，那麼這樣做就可能是一種權力的濫用。個人社會行為擴大至單位，不符合最基本的權利保護與尊重的原則。把法律的問題道德化，把個人的問題公家化，也不符合法治的基本原則。除非是用單位的公車跑專車業務，若不是單位之事，又何必搞通報式連坐？據《新快報》
是對公民的羞辱
規範專車，處罰違法行為固然必要，但相關執法部門卻無法回避一個問題：處罰專車司機“通報單位”，相關法律依據何在？翻遍《行政處罰法》的規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因違法受到行政處罰，只有警告、罰款、行政拘留等七種，并無“通報單位”的選項。動輒把對公民個人的處罰“通報單位”，背後暴露一些部門的陳舊思維。法治社會，公權部門理當是守法的典範，公權部門一旦“違法”，其破壞力要遠甚於公民的“違法”，帶來的社會影響也惡劣得多。通報單位或街道的法外之罰，看似不起眼，但其對公民個體恐怕將造成巨大心理壓力，因為這實際是將公民的私生活曝光，是對公民的羞辱。據《新京報》（來源：重慶晨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