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和18日淩晨，上海市交通執法總隊聯合公安、屬地街鎮等部門，在靜安寺、陸家嘴、大柏樹、桃浦鎮以及浦東國際機場和虹橋樞紐設卡，開展全市範圍大規模網絡“專車”非法客運專項整治行動。上海市交通執法總隊表示，下階段將對已立案查處的非法客運網絡“專車”駕駛員的相關違法情況同步通報其所在單位，沒有工作單位的通報其所屬街道。
到目前為止，對專車的圍追堵截只見招式淩亂，還沒有一擊斃命的絕招。現在，連“通報單位和街道”也使出來了，這真是沒辦法的辦法了嗎？
乍聽起來，“通報單位”像是一個捷徑，貌似大有釜底抽薪之功效。但和它所要打壓的專車行業屬性“互聯網+”的“高大上”比起來，“通報單位”是多麼笨拙而落後的話語啊。
很多人可能會不相信，在互聯互通的國際化大都市，在白領和金領人群居多，且以網絡化生活主導的上海，其行政管制還停留在靠“通報單位”來維持秩序，羈縻個人行為的年代，尤其是用來掐互聯網的脖子，可真够振聾發聵的。在這裡，語態落伍的背後可能是公共治理思維的不趕趟。
畢竟，現代社會的公共治理裡面，只見依法治理、協商導向、網絡化疏通，神一樣存在的“通報單位和街道”算個什麼東西？在年代記憶的留痕中，那大概是要領導談話，批評教育失效後的級別、崗位、收入的調整乃至“人格曝光”，直到讓你混不下去為止；至於街道方面，停水斷電，戶籍積分等“卡扣”也是手到擒來，這樣的捆綁式管理，聽起來是“專治不服，一用就靈”。但是，用這一招來管專車會有作用嗎？
恐怕，在市場化淘洗過程中，對於這種政府非正式的“招呼”呼應空間越來越小了。一者，根據所謂“單位”與職員之間的法定關系，壓根不存在單位限定員工非職業行為的合法授權；二者，個體“非法營運”只能通過法律設施來認定和規制，單位既沒有鑒別能力，也沒有壓制義務。也就是說，有人“開黑車”，交管部門到法院起訴就是了，找人家單位沒這個道理；三者，能够配合“通報”的單位覆蓋面太低。類似直屬性質的機關企事業單位，可能會殘存一些“組織關切”，但對於更有就業吸附力的經營體，能否貫徹“通報”還真是個問題。
其實，現代社會生活中個人和單位的關系，早已分得一清二楚——對等法人，雙方權利義務和行為限定僅限於勞動合同。提供人身依附的“全能型單位”已經不存在，單位對雇員的職外生活無權越界幹涉。而且，現代公共治理的依據只能是法律，治理方式也講究“能使用非強制方式的就不用強制方式，能用雙方協商解決的方式就不用單方強制方式，能用自治的方式就不用他治”。
可見，用一種莫名的“通告單位”方式打壓專車，既不合法也不合理。而對於專車，總不能讓它呆在“非法營運”的黑戶上，只有順著“互聯網+”的思路因勢利導，盡早將其納入法制化管理軌道，才會契合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才會邁入治理上的新境界。（來源：山東商報 作者：肖明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