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市交通執法部門開展全市範圍大規模網絡“專車”非法客運專項整治行動。執法部門表示，下階段將對已立案查處的非法客運網絡“專車”駕駛員的相關違法情況同步通報其所在單位，沒有工作單位的通報其所屬街道。（《新聞晨報》7月19日）
去年以來，上海市頻頻傳出嚴打“非法”專車的消息。7月以來，這樣的查處行動進一步升級，僅在7月17日晚，當地就查扣“非法”專車15輛，對於被查專車，司機罰1萬平台罰10萬，處罰不可謂不淩厲。此次上海即將推出“通報單位”之招，更是全國首創。
規範專車，處分違法行為固然必要，但相關執法部門卻無法回避一個問題：處罰專車司機“通報單位”，相關法律依據何在？翻遍《行政處罰法》的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因違法受到行政處罰，只有警告、罰款、行政拘留等七種，并無“通報單位”的選項。當然，如果有司機開單位車輛進行專車運營，那通報單位倒也在情理之中，不過，這在現實中屬於極少個例。
對於公權部門而言，法無明文授權即禁止理當是一個常識，在強調依法治國的今天，公權部門的一舉一動都應該經得起法律的檢驗，萬不可任性。事實上，此前一些地方把處罰民衆闖紅燈等違法行為通報其所在單位，屢屢引發爭議。對於這樣的民意，相關部門不可視若無睹。
動輒把對公民個人的處罰“通報單位”，背後暴露一些部門的陳舊思維。在這樣的思維裡，一些部門顯然仍停留於計劃經濟時代，把公民看成單位的附屬品，而沒有正視改革開放以來，單位包攬一切、鐵飯碗的用人機制早已退出歷史，“單位人”已全面向“社會人”轉變。員工和單位只是契約關系，員工犯法，與單位何幹？單位管的是員工正常工作時間內的行為，工作時間之外，員工自己想做什麼，單位無權管，也管不了。
法治社會，公權部門理當是守法的典範，公權部門一旦“違法”，其破壞力要遠甚於公民的“違法”，帶來的社會影響也惡劣得多。通報單位或街道的法外之罰，看似不起眼，但其對公民個體恐怕將造成巨大心理壓力，因為這實際是將公民的私生活曝光，是對公民的羞辱罰，此外，執法部門頻頻找上門，也令企業煩不勝煩，幹擾企業的正常經營。
專車作為互聯網經濟的一環，對緩解公衆出行難，提升城市生活品質，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目前的制度約束下，的確有一些專車司機涉嫌違法，對於其中的問題，固然應治理，但也應依照法治的思維，與時俱進。（來源：新京報 作者：韓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