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交通執法總隊日前聯合多部門，對全市範圍網絡“專車”營運開展整治。據報道，交通部門表示會將無營運資質的私家車參與“專車”經營定性為涉嫌非法客運，并予以“嚴打嚴處”。除依法給予行政處罰外，還將通報當事人所在單位或街鎮，以起到警示作用。
依法針對非法客運的打擊，本是交通執法部門的天職。但這番針對專車的整治行動，卻在網上招致普遍質疑。除了已經深度介入專車平台、為自己的私家車找到“新用武之地”的車主外，大量專車用戶亦表示“心有戚戚焉”。人們擔心整治會扼殺專車業務迅速發展的勢頭，也是擔心本已通過專車獲得的良好用戶體驗，會因為整治而消失――專車便捷、高效、往往能提供個性化的精良服務，很多時候還很便宜。對衆多苦於出租車行業服務不佳、改革不力的用戶而言，這無異於沙漠甘霖。
應該承認，因為專車帶來的種種“福利”，就無視其潛在的風險隱患，乃至抗拒一切針對專車的必要執法，并不是一種可取的態度。但反觀整治行動本身，也絕不是無可指摘。輿論將相當一部分矛頭指向“通報當事人單位或街鎮”，執法部門將其視作對非法客運行為的懲戒，無疑是一個明顯的敗筆――《上海市查處車輛非法客運辦法》和《上海市查處車輛非法客運若幹規定》，都對非法客運的處罰作出了界定，其中并不包括“通報單位”。執法部門添上這麼一筆，顯然意在針對專車大面積普及後出現的衆多“兼職司機”。然而，一條於法無據的懲罰措施并不能解決真問題，甚至連“下馬威”都稱不上；其間折射出的計劃經濟時代思維，卻可能減損執法部門的公信力。
對執法部門而言，在法律框架內解決問題，是一切執法行為的准則。而對交通管理部門來說，一項以規範秩序為目的的執法卻引發強烈的反彈，不能不進行更深的反思。
比起“通報單位”，專車支持者更擔心的，還是這次執法會不會扼殺一項創新，甚至成為一種倒退。毋庸諱言，專車的出現極大顛覆了固有的交通服務行業格局，也在相當程度上緩解了資源緊缺；搭載專車獲得的體驗，更令其成為許多人習慣的生活方式。當一項新事物已經對社會產生深度影響，并成為普遍性的社會需求，簡單取締就不是良策，至少不是長久之策。
就在專車治理風波出現之際，央行聯合十個部委發布了《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同是“互聯網+”時代的產物，互聯網金融也曾像專車那樣讓人“又愛又恨”。人們既不願輕易放棄互聯網金融帶來的豐厚創新成果，也忌憚其可能蘊含的巨大風險隱患。兩相權衡之下，這部“千呼萬喚始出來”的規章，讓多年“野蠻生長”的互聯網金融終於有規可循；據此進行科學有效的監管，不僅不再有“封殺”之虞，更能為進一步創新保駕護航。
針對專車的管理，是否可能依循相似的路綫，獲得一個兩全之道？須知，面對新生事物帶來的衝擊，搭准真正的社會脈搏、熟知各方面的情況和訴求，進而用更為開放的態度依法治理，能够更有效地解決問題。對監管部門而言，這需要付出一點努力甚至代價，但只要切准脈搏，“法律規定”和“社會需求”之間，完全可以找到盡可能大的公約數。（來源：解放日報 作者：朱瑉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