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車跑專車業務，盡管在強大的需求面前，獲得了足够的民意支撑，也讓既有的運營體系的不足，得到了充分的暴露。不過，作為一種違法行為，在法律沒有得到修改和放行的情況下，對其進行查處和治理并無不妥，對於規範既有的運營秩序、保障公衆安全也極有裨益。不過，立案查處後將其情況通報單位和所屬街道，卻有可能傷及隱私權，并涉嫌責任連坐，額外增加了諸多不確定性因素。
通報的本意是為了什麼，這是一個很值得考究的問題。是讓單位或者街道進行輔助性教育，或者常態化管理，抑或是為了進一步提高震懾的作用？不過，依據現有的法律而言，即便是通報給單位或者所屬街道，其除了“知道了”之外，恐怕也難以發揮更為實質性作用。
長期以來的計劃管控模式下，單位化管理成為一種鮮明的特征。單位或者組織對私權介入過多，範圍很廣。如果在單位對個人擁有絕對掌控權的過去，通報單位或街道無疑是枚重磅炸彈。不過，當個體擺脫了對單位的絕對人身依附，而具有更多自由權的當下，通報的效果就會打折，并有倒退的嫌疑。個人跑私家車涉嫌非法運營，按照法律受到相應的處罰即可，跟單位有什麼關系？法無授權不可為，若是沒有實質性的規定，對通報的行為給予支持，那麼這樣做就可能是一種權力的濫用，同時也是對計劃管理模式的依賴。
比如幾年前，西安市文明辦通過媒體表示，西安將對“行人闖紅燈、翻欄杆、亂穿馬路”等不文明交通行為開展整治活動。整治活動要求對不聽勸阻、不接受教育處罰甚至暴力抗法者，堅決依法予以刑事拘留；對“單位人”闖紅燈的，采取“單位連坐制”，一律通報所在單位。然而顯而易見的是，行人是一個主體，理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單位是另一個主體，職工違法與其沒有絕對的聯系。反之，將情況通報給單位，卻會以名義上的正當理由，掩蓋其手段的非合理性。
每個人首先是社會人，然後才是單位人，其社會行為擴大至單位，不符合最基本的權利保護與尊重的原則。把法律的問題道德化，把個人的問題公家化，也不符合法治的基本原則。單位人私車專車違法，若不是單位之事，又何必搞通報式連坐？（來源：新快報 作者：堂吉偉德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