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衆“檢測門”醜聞還在繼續發酵。迫於憤怒的公衆情緒，德國大衆汽車CEO馬丁•文德恩在掌舵大衆汽車近10年後，於23日宣布辭職。消息傳出後，大衆汽車在美國上市股價上漲4.2%，在法蘭克福上市股價上漲7%。此前短短3個交易日，大衆汽車市值已蒸發了290億美元。
利用“陰陽軟件”操縱柴油發動機尾氣排放測試，讓大衆汽車迅速遭到了市場報複，但其負面效應不止於市值損失和失去了一個CEO。近80年以來，大衆汽車就一直是德國制造業的代表之一，“檢測門”讓德國制造在聲譽和品質兩個方面都蒙受了損失。此外，歐洲一直以全球最高的環保標准而自豪，在很多時候歐洲在碳排放、尾氣排放等方面的嚴苛政策，甚至成了保證歐洲產品競爭力的一張王牌。而“檢測門”表明，歐洲大力推動的柴油清潔車在技術上可能存在無法通過檢測的缺陷，這讓歐洲環保與產業融合的一系列努力也受到質疑。鑒於大衆的全球市場份額，全球的大衆汽車消費者，也將因此“中槍”。
叠加的、不可掌控的負面效應，讓許多人聯想起了2001年的安然事件。2001年，名列世界500強第16位的能源巨頭安然公司，被曝長期虛報利潤并隱瞞巨額債務，隨後評級機構大幅調低安然信用等級，安然公司轟然倒塌。受此影響，在隨後半年多時間裡，美國股市市值縮水2.5萬億美元。安然事件也與“9•11”并列為當年對美國的最大挑戰。
應該說，大衆“檢測門”和安然事件在性質上確有相似之處。二者都存在欺騙監管部門、投資者和消費者的主觀故意，都對全球市場具有潛在的巨大破壞性。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連續性的、多角度的觀察價值。比如，你可以此印證資本的貪婪，可以打破對洋品牌的迷戀，可以指摘歐美市場監管體系照樣存在漏洞，等等。
但是，大衆“檢測門”不光具有批評價值。在另一個層面，它為我們提供了學習和借鑒的價值。這特別表現在醜聞曝光之後，從德國政府到大衆公司的應對上。作為全球第二大貿易出口大國，汽車業占德國總出口額的18%左右。可以說，汽車業的興衰直接決定著德國的經濟成色。而剛剛公布的制造業數據是，德國9月制造業PMI初值52.5，低於預期的52.6，創兩個月新低。雖然仍在榮枯綫之上，但整個夏季全球市場的表現表明，德國制造業不是沒有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大衆“檢測門”曝光，德國政府隨即啓動了“不預設立場”的調查行動。這體現了既不因美國監管機構的認定亦步亦趨，也不諱病忌醫的理性態度。政府處理方式的透明理性，是避免市場放大負面效應的重要前提。
大衆公司也表現出了較為積極的糾錯態度。醜聞曝光5天後，大衆就啓動了應對措施。在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指控大衆安裝了操縱排放測試的“陰陽軟件”、并要求召回近50萬輛大衆汽車以後，大衆主動宣布，涉事汽車可能高達1100萬輛。在美國最高面臨180億美元罰款，甚至可能吞掉大衆一年半經營利潤的情況下，大衆召回甚至改裝千萬數量級的車輛意味著其已做好了付出巨大經濟代價的准備。而這距事件曝光僅僅5天。相形之下，豐田2010年處理召回事件用了5年時間。
德國政府、民衆、企業的冷靜態度，預示著大衆“檢測門”不會成為第二個安然事件，也為中國制造如何應對貿易摩擦、產品信任危機提供了借鑒。對任何一個企業來說，因產品質量問題引發的摩擦和信任危機都可能無法做到完全避免，但化解這樣的危機，顯然也不能靠民粹或陰謀論。當危機發生後，只要從上到下都盡量保持客觀冷靜，即使在此過程中企業和國家都會付出痛苦的經濟和信任成本，但它也不會成為永久性赤字，最終還是能掙回來。（來源：新京報 作者：徐立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