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新能源車騙補事件引發熱議，有關政府產業政策的爭議再起。北大國發院張維迎教授和林毅夫教授就此問題展開了論戰，這一論戰目前仍在持續，而且不斷有人參與進來。
反對政府產業政策的張維迎主張廢除一切形式的產業政策，他認為產業政策仍遺留著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甚至會扼殺企業家精神，滋生尋租土壤，於創新并無益處并終將失敗；實現創新的唯一途徑是經濟試驗的自由，政府不應該給任何企業、任何行業任何特殊的政策，產業政策注定會失敗。林毅夫則反對張維迎的觀點，他認為經濟發展需要產業政策才能成功，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為的政府”也必不可缺。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采用產業政策時經常失敗，除了執行能力的問題之外，究其原因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容易出於趕超的目的，而去支持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果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只能靠政府永無止境的保護補貼來生存。
首先，林張關於產業政策的爭論，本質上是如何看待政府在市場中的作用。這一爭論在經濟史上長期存在，即無形的手(市場)與有形的手(政府)誰該占主導作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脫胎於計劃經濟，而且是後發國家，因此，政府在經濟活動中通過五年規劃、產業規劃以及宏觀調控等手段引導經濟發展。政府職能部門的職能也是為滿足這一定位而設立的，盡管在改革過程中，隨著市場的發展，一些計劃經濟部門取消了，最終留下了發改委主導經濟規劃以及其他產業部門(比如工信部、商務部等)。
如何看待林毅夫與張維迎的產業政策爭論呢？我們既可以從長期看，也可以分階段看。從長期的角度看，產業政策成功的案例確實鳳毛麟角，每一次重大技術革命後的產業發展，絕大部分是由企業通過不斷試錯自己完成的，而不是通過規劃與國家扶持。但是，如果分階段看的話，比如追趕型的發展中國家，在追趕的過程中，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規劃、扶持相關產業，這一階段由政府主導將有利於產業的發展，即政府會從各個方面為這些產業提供系統性支持，從而確立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所謂亞洲模式，就是這一政策的產物：扶持相關產業的制造商，以貿易立國。
在追趕的過程中，日本與中國都是走的同樣的路。日本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以通產省主導產業技術發展方向與產業規劃，中國則由地位相似的發改委主導。但是，這一模式只適用於追趕，當一個國家的產業比較優勢(尤其是成本優勢)喪失，不得不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時，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將不再起到作用，事實上，這個時期由政府直接主導的產業政策可能對創新與升級起到阻礙作用，甚至可能會引入歧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