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在遼寧沈陽對聶樹斌案再審公開宣判，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其無罪。對蒙冤21載的聶樹斌和家人，這是一個沉冤得雪的日子；對跋涉前行的中國司法改革，則是一個值得銘刻史册的日子。
疑案錯案每少一起，法治公平就會多幾分。迎對萬千民意激蕩起的這股時代大潮，注定了聶樹斌案的平反與司法改革的進程驟然交錯，從此命運休戚相關。
如果不是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複核權，核准權仍由各地高級人民法院“在握”，供述自己是“真凶”的王書金自落網後，即便能在“二審”中扛過“6年”之久，也很可能不會進入複核程序“留命”至今，成為不可或缺的昭雪“活證據”。
如果不是2012年《刑事訴訟法》的修訂，以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司法機構所適用的仍是1983年的《關於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決定》，以及1996年的《刑事訴訟法》，聶樹斌案又如何能“平反有據”？
如果不是最高人民法院“異地複查”手段的常態化運用、最高巡回法庭的“及時設立”，仍習慣性地交由案發地法院“屬地管轄”，案件再審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地域、人情等複雜因素幹擾，能不能如期“反轉鐵案”，恐怕仍是一個未知數。
正是由於近年來持續的司法改革，才為聶案糾正提供了可能，而在未來，防範錯案的發生，仍仰賴司法改革在這些領域的繼續推進和落實。
聶案昭雪，解析“洗冤”的因素很重要，但反思為何會釀成冤情，總結此案教訓，更彌足珍貴，也更為急迫。
首當其衝的教訓，便是程序正義不容缺位。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實體正義“大唱主角”。在警方的偵查審訊中，還沒有全程錄音錄像制度，人們把口供視為“證據之王”，而刑訊逼供也沒有被當成“洪水猛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