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勵公衆采取隨手拍的方式，共同參與交通治理，已然成為一種趨勢。“違章減分”并無新意，僅是激發全民參與熱情、實行社會共治的手段。不過，在嚴肅的法治時代，用“違章減分”的方式去提高公衆“隨手拍”的積極性，無論在手段上還是程序上都值得商榷。
一者，公衆隨手拍的舉報資源能否作為執法依據，并沒有獲得法律層面的認可。從法規上說，交通違法獲取證據需要幾個先決條件，一是“規範著裝”，二是“具有執法權”，三是要“公開拍攝”，除非法律規定的可以委托或者授權執法的因素，其他人所獲得的證據都屬“無效證據”。
二者，用“違章減分”作為獎勵屬違規行為。機動車違法行為的扣分與減分，《機動車駕駛證申領和使用規定》有著明確的規定，其間并沒有隨手拍舉報交通違法“違章減分”的實質性要求，也沒有賦予地方“以減分為條件”制定獎勵政策的權力。
而且這會在解決舊的違法行為之時，產生新的違法行為。當一個人手中握有大量的“抵分券”時，如同持有“免死金牌”一樣會變得有恃無恐。更何況，一旦抵分券具備了交易價值，則會擾亂駕駛違章的法定處理秩序，形成新的黃牛市場。
三者，“隨手拍”會帶來責權利的錯位與顛倒。交通違法也好，社會治理也罷，執法部門應當扮演什麼角色，社會監督發揮何種作用，既有明確的分工又有界限相對清晰的合作。群衆舉報與協助，固然是社會共治的重要組成和表現形式，然而其不能替代執法，更不能將“信息員”與“執法者”混淆起來，并讓執法者產生新的路徑依賴，從而把屬於自身的責任轉嫁給社會大衆。
其實，在浙江台州交警推出“減分券”新政之前，各地“隨手拍”的創新舉措已由熱到趨冷，并遇到了執行上的瓶頸，遭遇多重限制因素的影響。比如較早實施有獎舉報的武漢市，就曾催生出一批“職業拍客”。有人統計，這批“職業拍客”有800人之多，高產“拍客”一個月甚至能拿到6000元獎金。“職業舉報人”的身影也曾引發爭議，并引發了獎勵政策的調整。總之，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是，若無程序的合法性，則目的正當性也會大打折扣。舉報違章減分的初衷再良善，失去了程序和手段的正當性，都不應獲得“許可證書”。（來源：新快報 作者：堂吉偉德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