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溫州男子醉駕并與他人發生碰撞，在符合不起訴條件下，他自願完成30小時社會服務，最終拿到了檢方的“不起訴決定書”。記者了解到，讓符合不起訴條件的犯罪嫌疑人參加公益服務，對其幫教，從而實現以購買公益服務的方式落實醉駕不起訴，這在國內尚屬首例。
對輕微違法犯罪者罰社區勞動的，在西方司法實踐中比較普遍，不但體現了法律寬嚴相濟的原則，而且體現了處罰是手段而非目的的教育內涵。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對於輕微違法犯罪行為，一旦符合不起訴的條件，大多免於起訴，不再給予懲戒，缺少必要的懲戒手段。
從這個角度來說，浙江瑞安試行醉駕不起訴對象社會公益服務，是不錯的嘗試，有助於豐富司法懲戒的內涵，也給司法懲戒注入更多人性化教育的特色。社會公益服務，不是強制性措施，其目的是讓這些輕微犯罪者，承擔社會責任，讓其認識到自身行為的危害與錯誤，體會到遵守法律不給他人和社會帶來危害，也是每個公民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汲取教訓，改過自律，不再發生類似的行為。
在“有罪當罰、罪不及刑當放”的固有印象下，罰社會公益服務，容易引發“以勞代刑”的懷疑，顯然，這要求司法嚴守輕微犯罪行為免於起訴的認定界綫，依法“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是罰社會公益服務的前提。醉駕刑罰寬嚴的界綫在醉駕入刑後的司法實踐中被逐步廓清，今年5月，最高法制定出台的《關於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二）》（試行），規定了醉駕輕微犯罪情形處理意見，符合輕微犯罪條件的醉駕行為可以不起訴或免予刑事處罰，醉駕視危害不再“一刀切”入刑。如此背景下，罰社會公益服務，恰恰是不足以刑罰時的有益補充。
在避免“以勞代刑”發生的同時，罰社會公益服務還應注重執行的嚴肅性。瑞安提出的是由公益組織安排犯罪嫌疑人進行公益服務并評估，在落實過程中加強監督至關重要，要保證被罰人參加了公益服務并達到要求。（來源：燕趙晚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