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案例也在網絡上引發爭議。不少網民認為這是給“醉駕入刑”打折扣，與對醉駕“零容忍”相背離。的確，隨著對酒駕醉駕治理的日趨嚴格，醉駕入刑已成為社會共識，這一方面展示了治理酒駕醉駕的成果，另一方面也說明民衆對酒駕醉駕的危害以及後果有了深刻認識。正因為如此，民衆對國內首例通過購買公益服務落實醉駕不起訴的案例存在疑惑，無可厚非。
通過“公益服務換醉駕不起訴”，并非普遍適用的原則，而是有著嚴苛標准。如在本案中，張先生歸案後能如實供述，無從重情節，其酒精含量在140mg/100ml以下，且已調解賠償，基本符合相對不起訴的標准，滿足上述諸多條件，才有資格通過參與公益服務來換取檢方的不起訴。
對於此類情節輕微、危害不大的醉駕行為免予起訴，能節約大量檢方資源；而通過參與公益服務等方式，幫助違法犯罪嫌疑人認識到自身行為的危害并加以改正，也體現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此外，這一舉措也符合最高法今年5月制定出台的《關於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二）》（試行）中，“對於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被告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處罰；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的規定。
但是，民衆的擔憂也不無道理。此類政策會否成為部分違法犯罪嫌疑人逃避責任的手段，社會公益服務能否得以落實收獲實效，治理酒駕醉駕是否會因此放鬆標准等，還需要配套的監督機制和監督力度切實加強。相關職能部門應迎頭趕上，通過政策細節的不斷完善和實實在在的效果來答疑解惑，才能確保政策不走樣。（來源：湖北日報 作者：夏熊飛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