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近年來各地類似的“神器”，其被發明和使用往往都離不開一些“特定的背景”，比如湖北大冶的這套神器，就被當地賦予了“鞏固全國文明城市創建成果”的重任。這種治理初衷的不確定性，實際上也就暴露出闖紅燈治理中一個長期以來的“軟肋”，即缺乏剛性的治理態度和手段。
不少“神器”剛開始運營時，似乎效果都很明顯。這些年各地的“神器”屢見不鮮，但似乎沒聽說哪個地方通過某種“神器”治好了亂過馬路現象，如果有的話，估計各地照搬就行，也用不著費盡心思創新了。如果安裝了“神器”的地方，闖紅燈現象有改觀，那些沒有安裝的地方，闖紅燈就可以被容忍？
有效治理行人闖紅燈存在難度，這是必須承認的，要在每個路口布置警力來制止闖紅燈，也顯得不切實際。如果一款“神器”能够發揮作用，的確可大大節省管理成本。這一出發點沒有錯，可問題在於，“神器”本身，從發明到運營其實也是需要成本的。像大冶的噴水神器，據說前期研發成本就高達130多萬，而在其他路口安裝，雖可降低一半的成本，但幾十萬的數額也不低。何況，它的運行，像每天注水、系統維修等，都還需要持續的成本投入。那麼，這種成本是否在合理範疇？更重要的是，如此公共投入，如果最終效果不好，或者不了了之半途而廢，應該要由誰來負責？
其實，“神器”是否真“神”，或者成本是否合理，這些都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在於，其背後的“神器思維”可能形成誤導。不管是哪種“神器”，說到底都是把闖紅燈完全歸咎為行人的素質問題，認為只要發明某種“神器”對行人形成足够的“威懾”，或直接予以遏制，就能一步到位地解決好這一問題。這種思維其實是把複雜問題簡單化了。
城市交通是一個複雜的系統，講規則，首先是要基於一個遵守規則的大環境。這包括各個交通參與方的規則意識大體相當，相關規則的設計也足够合理。比如，如果車輛都不太遵守規則，能够期待行人的規則意識高到哪兒去呢？另外，機動車數量迅速增加，行人的路權得到應有尊重了嗎？一些路口設計不合理，馬路寬但綠燈的時間卻很短，這些都為闖紅燈的流行埋下了隱患。而一些路口，依據實際情況，與其投入上百萬用“神器”去阻止闖紅燈，不如建一個地下通道或者行人天橋，將有助於緩解或解決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