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冶公安這麼做，目的恐怕是想通過增加痛苦指數，留下難以忘卻的回憶，從而提升行人的文明交通意識。
從“增加痛苦指數”出發，可以看到很多做法。比如，有些地方要求闖紅燈的行人必須穿上紅馬甲，站在路口執勤，直至“抓到”下一個違章者；還有的地方把闖紅燈與征信記錄聯系起來，甚至把闖紅燈記錄抄送單位……這麼做到底有多大作用，看看依然層出不窮的闖紅燈，也就有了答案。
在很多人看來，闖紅燈這種行為之所以高發，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公衆“法不責衆”的心態。
要想從根本上破解闖紅燈現象，需要兩條腿走路。一是通過有效方式，提升公民素質，并且把交通文明納入到城市文明的大框架中來。二是通過有效手段，提升交通執法的普遍性，真正做到“有錯必罰”，從對僥幸心理的指責轉到對僥幸心理的遏制中來。這兩種做法，都需要付出實實在在的努力，“書山有路勤為徑”，并沒有捷徑可走。這種防闖紅燈“神器”，還是不要為罷。
相對於防闖紅燈“神器”，更值得關注的是一種“神器思維”。簡單講，就是指望通過一些形式創新，推出一些“花樣執法”，試圖拿出一件“神器”，從而一次性解決問題；哪怕不能解決問題，最起碼也能引起關注，在“材料政績”上大大增添一筆。在“神器思維”中，看不到嚴和實，容易助長投機主義、形式主義，反而影響工作的推進與落實。
防闖紅燈來不得半點投機取巧，最怕的就是“神器”思維。當然，創新是需要的，但要的是真正創新，而不是偽創新，也不是不講成本的創新。據了解，大治這套“神器”，先期研發制造就投入了130餘萬元，如果全面推開需要花多少錢？有這麼多錢，可以幹多少抓基層打基礎的事。（來源：現代金報 作者：毛建國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