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中央向今年全國政協會議提交的《關於有效治理校園欺淩問題的提案》認為，中小學校面對欺淩事件，往往處於政府部門與家長之間的“夾心”位置，同時承受兩方面壓力，由於缺乏教育懲戒權，缺少法律顧問和專職心理教師，學校欺淩治理權能有限。建議賦予中小學校適當懲戒權，明確規定學校和教師對任何校園欺淩事件必須予以解決，不能擱置或推脫。
近年來，校園暴力、霸淩等發生在未成年人之間的傷害事件時有發生，甚至有些事件異常血腥，令人發指。很多校園暴力的施暴者未滿16周歲，甚至未滿14周歲，無需為施暴行為承擔法律責任。那麼，偶爾的犯錯還好，對於具有明顯惡意的“熊孩子”，未成年身份就成了其不斷違規、肆意妄為、欺淩他人、為非作歹的“護身符”。而當前背景下，由於沒有法律的授權，加之害怕承擔輿論壓力和家長苛責，學校不敢對施暴者加以懲戒，甚至連批評教育都不敢理直氣壯。
這基本上讓犯錯者感受不到規則的重要和對他人權利的尊重，甚至會以犯錯為榮，愈加橫行霸道，直到成年之後因犯罪被送往監獄。要知道，學生的健康成長離不開社會、家庭、學校這三個教育場景，但很多家長對子女過度嬌慣，社會給予其的“教育”要麼就是沒有“教育”，要麼就是沉重代價，如果再不讓學生在學校感受到犯錯的代價，結果可想而知。
特別是，社會和家長對學校寄予厚望，希望其輸出品學兼優的人才，并將其作為預防校園暴力的“第一道防綫”。在發生校園暴力時，大肆鞭撻學校管理不到位、育人無方，要求承擔相應的行政處分責任和民事賠償。但另一方面，卻不從法律和道義上賦予學校懲戒權，讓老師只能苦口婆心地說服學生。我們要求學校承擔教書育人、預防暴力的責任，卻沒有賦予他們強有力的管理教育學生的權力。以至於學校無權有效管理教育學生，卻需要對學生的出格行為擔責，權責十分不對等。
懲戒也是教育方式，教育不是保姆式服務，而是包含著懲戒在內的教導、疏導、懲戒。如果像“鴕鳥”那樣漠視懲戒教育，既是對施暴學生的不負責任，更是對受害者的不負責任，是沒有擔當的表現。世界各國長期教育經驗認為，對於年齡小、認知差的孩子，要通過即時性的痛苦，才能讓其馬上意識到自己犯錯。2016年11月1日，教育部等九部門印發的《關於防治中小學生欺淩和暴力的指導意見》也提出要對實施欺淩和暴力的中小學生必須依法依規“采取適當的矯治措施予以教育懲戒”，要“充分發揮教育懲戒措施的威懾作用”。
有必要加快探索和研討，以科學化、系統化、規範化的制度賦予學校適當懲戒權，或者采取先行試點。對懲戒方式、程序、程度作出界定。如明確訓誡、隔離、剝奪某種特權、留校、短期或長期停學及適當體罰，嚴格禁止不當體罰，并可輔之以心理輔導。這樣才能讓學校有必要的約束與懲戒手段維護教學秩序，不再對施暴者軟綿綿，不再讓嚴管厚愛流於形式。進而以強有力的手段促使未成年人從小養成底綫意識、規則意識，不至於在暴力的泥淖中越陷越深，最終害人害己。（來源：北京青年報 作者：史奉楚 漫畫：陳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