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提交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初審的《廣東省學校安全條例》擬允許老師實行“罰站罰跑”。其中，對於超過罰站、罰跑烈度的處罰行為，予以明確禁止，讓體罰認定和合理懲戒分開走路。
網上雖不乏對“罰站罰跑算不算體罰”的討論，但主要聲音還是偏向於“站多久”“跑多長”。這表明具體化教師懲戒權內容，有了更廣泛且堅固的民意基礎。
落實教師懲戒權的進程充滿坎坷。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提出要制定實施細則，明確教師教育懲戒權這一具有裡程碑的國家行動前，懲戒權一直都停留在討論，以及各地因懲戒引發的師生衝突中。
由於缺乏對懲戒內容、形式及程度的詳細界定，一些地方的教育部門有時懾於民意，對教師作出“頂格”處罰，由此令教師不敢舉起教鞭，合理的教育懲戒難以實施。
正因如此，提出制定教師懲戒權細則才被寄予更多政策期許，從而有望改變一綫教師“不敢管”“沒法管”的窘境。
傳統的教育懲戒，源遠流長，植根於我們的道德文化。古人崇尚“一日為師，終生為父”“教不嚴，師之過”。師長往往和父兄一般，來自恩師的懲戒也被視為教育道統的體現。隨著教育現代化，科學的教育心理學、規範的現代學制及教育法律成為主流，教師懲戒權的道德色彩逐漸淡化。在具體的教學活動中，教師懲戒權與“體罰”的邊界模糊，以至發生糾紛時，教師權益很難獲得法律庇護。
有些教師說，人們往往關注教育界“發生了什麼”，卻常常看不到教育界“沒有發生什麼”。以往不尊重學生、濫用教師懲戒權，導致學生權益被侵害的現象，讓社會一邊倒向禁止“體罰”，卻看不到懲戒權也隨之一盆水潑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