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首次明確提出教師懲戒權。現在，有地方已經邁出了第一步。
據廣東媒體報道，在9月24日提交廣東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初審的《廣東省學校安全條例》中，擬允許老師實行“罰站罰跑”，并明確與體罰或變相體罰作出區分。這也意味著，廣東擬在全國率先嘗試用立法賦予老師教育懲戒權。
在很長時間內，罰站罰跑到底算不算體罰，不僅是一個認知模糊的問題，而且，站在不同的立場看，結論很可能是矛盾的。
站在很多家長的角度，即便沒有具體數據和嚴謹的研究佐證，但從常識判斷，罰站罰跑不利於孩子的身心健康發展，也不具備任何教育意味，可能只是教師懲罰性的情緒發洩。而站在學校、教師角度，罰站罰跑中“罰”的意味并不強烈，而且，對於一些頑劣學生而言，如果連這種較輕微的懲戒都去除，一味追求“春風化雨”般的溫柔辦法，可能導致學生不能深刻認識自己的錯誤，在今後的學習生活中避免再犯更無從談起。
過去，出於保護未成年人的考量，教師在實施懲戒權時應秉持“謙抑”原則，能不罰就不罰，是社會默認的共識。但凡事過猶不及，這些年，一些“熊學生”頑劣成性到擾亂教師正常的課堂秩序，甚至引發家長“校鬧”的事件屢屢發生。結果就是，一些學校急於“自保”不敢開展正常的教學活動，一些教師出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不敢管“熊學生”。在此大背景下，“賦予教師懲戒權”成為主流呼聲，是很自然的事。
換句話說，“教師對學生有沒有懲戒權”已經不是問題了，問題在於，教師該如何行使這項權利，才能既保障教師的正常工作，又不至於學生陷入被體罰和變相體罰的風險。
關鍵的有兩個問題。一個是“邊界”，即要明確教師的懲戒權和體罰的邊界在哪，不能讓教師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動輒得咎，顧慮重重。二是對於某一種具體的懲戒措施，也要厘清教師在哪些情況下可以采用，避免濫用導致的懲戒權泛化，讓學生背負不必要的心理負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