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17日電／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近日突破8∶1的心理關口，達到1美元兌7.9982元人民幣，這是自去年7月21日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的新高點，也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靈活性不斷提高的一個重要標誌。
每日經濟新聞 發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文章稱,值得關注的是，在中國迅速推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積極擴大內需以促進貿易平衡的同時，美元依然不願意對自己作爲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主導性儲備貨幣的地位負責，不願意對自己的超量貨幣發行負責，不願意對自己的低儲蓄率負責，而是希望由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承擔其經濟失衡的後果。
中國開始面臨一個越來越突出的問題，那就是：如何與美元這樣一個被慣壞的孩子相處？
美元超量發行爲全球經濟體系注入了過剩的流動性
文章認爲, 觀察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走勢，必須首先考察美元的波動趨勢。從2001年開始，爲了對沖美國科技泡沫破滅和“9·11”恐怖襲擊對經濟的負面影響，美聯儲持續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將聯邦基准利率由歷史的中軸4%-8%降到1%的低位，幷維持了長達三年時間。與此相關聯，日本央行爲了應對長期通貨緊縮和低迷的經濟，實施了超寬鬆貨幣政策，將利率下降到0。雖然近年來英格蘭銀行、美聯儲、歐洲央行等已經開始先後加息，日本銀行最近則結束了長達四年的數量擴張型貨幣政策，試圖抽緊本國過度的資金流動性，但是超寬鬆貨幣環境的總體格局仍然沒有發生質變。
從全球的格局看，美元的大規模發行貨幣，而以中國爲代表的亞洲國家通過大規模的出口來積纍這種購買力不斷下降的“垃圾貨幣”，實際上對於亞洲國家是一種十分不公平的格局。
在全球流動性寬鬆的總體格局下，全球經濟失衡的現狀成爲主導資金流向的重要標桿。2005年美國經常賬目赤字超過8000億美元，而歐洲、日本、石油出口國、亞洲新興經濟的順差相應增加。美國龐大的經常賬戶赤字和迅速增長的債務使得外國投資者的信心逐步降低，國際投資者認爲美元長期貶值趨勢不可避免，美元資産的匯率風險不斷加大。同時，當前美國國內經濟正處於加息週期的尾聲，而日本、歐元區、中國等其他國家和地區受經濟復蘇加快的影響，普遍進入加息週期初期，美元資産與其他國家和地區資産投資收益率利差將逐步縮小。
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元資産相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吸引力明顯减弱，導致全球資金逐步從美元資産轉移到未來投資回報率更高、匯率風險更小的日本、亞洲以及其他新興地區的資産，這也是日本、印度、中國香港、巴西以及中國等國家和地區股市持續牛市的重要原因。這種全球資金流向趨勢導致周邊市場流動性充裕的局面，很難在短期內出現逆轉，同時也推動了這些國家匯率昇值的壓力。
國際收支失衡不能僅僅依賴匯率浮動來解决
文章表示, 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國際收支的失衡都不可能完全通過匯率波動來解决，更爲主要的是依靠經濟結構的調整。中國在推進人民幣匯率靈活性的同時，也在積極推動內需的擴大，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美元在經濟結構調整方面的進展十分緩慢。美國僅僅希望通過美元的貶值和其他貨幣的昇值來化解這個失衡，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如果用一個高度簡化的描述，那目前的世界格局是：美國是消費區，亞洲是生産區，歐洲是資本區。目前這種格局實際上是對美國極其有利的，亞洲和歐洲大量的福利通過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持有外匯儲備等被轉移到美國。例如，中國對美的貿易順差，實際上是中國將非常廉價的商品出口到美國，同時積纍的外匯儲備又以相當比率回流到美國市場，美國不僅從中國獲得了廉價的商品，實際上也獲得了廉價的儲蓄。美國中長期利率之所以偏低，與石油美元以及以中國爲代表的亞洲國家的外匯儲備源源不斷地流入有很大的關係。
如果要把這種格局進一步作一個比喻，那可以說，美國在不斷地印鈔票，中國等持有巨額外匯儲備的國家在不斷地接受和積纍美國的“垃圾鈔票”，因爲美元的購買力不斷在下降，意味著中國80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所對應的購買力因爲美元大規模的發行而下降。
文章分析道, 從宏觀平衡的角度看，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情况下，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意味著有巨額的儲蓄被美國利用，從這個意義上說，儲蓄配置也國際化了，原來比較多受到國界局限的儲蓄流動，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也日益在全球範圍內重新配置，美國在這個全球儲蓄的重新配置格局中，因爲美元的强勢地位、相對發達的金融市場、比較有效的儲蓄配置機制等，吸收了更多的全球儲蓄，也使得美元有條件成爲一個“被慣壞的孩子”；從全球流入的儲蓄，自然需要貿易赤字來從宏觀上平衡。
因此，無論是美國的貿易逆差，還是中國的貿易順差，實際上很大程度上都是經濟全球化、儲蓄配置全球化以及全球産業結構調整導致的，幷不是哪一個國家單獨可以在短期內改變的。在這種全新的格局下，美國當然是最大的得益者。
中國的匯率改革應更多關注匯率機制的靈活性
文章指出, 中國的匯率改革不應僅僅關注匯率水平的波動，而是更多關注匯率機制的靈活性，以應對過分充足的流動性的沖擊。
在美元過量發行帶來的充足流動性泛濫的條件下，爲了提高應對這種流動性沖擊的能力，有必要實行更爲靈活的匯率浮動，抑制投機壓力，穩定昇值預期，而不是僅僅關注匯率水平的波動。
從解决經濟結構失衡從而减少外匯儲備的方向來看，適當加快匯率改革也是十分必要的。匯率可以看成是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之間的價格，在波動幅度較小的匯率水平以及各種優惠政策的引導下，貿易品部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佔用了較多資源，以服務業爲代表的非貿易品部門則發展受到擠壓，其結果不僅造成國際收支的失衡和貨幣錯配，也導致中國居民福利水平的流失。匯率靈活性的提高會進一步推動服務業的發展，從而提振內需，優化産業結構。
另外，應該著力推進外匯管理體制的進一步改革。從客觀政策效果看，當前中國的外匯管理體制放大了昇值壓力，體現爲“重流入、輕流出”的格局，資金流入較爲容易，而流出則需層層審批，外匯供給壓力人爲放大，也相應放大了人民幣昇值的壓力。因此需要從鼓勵外資流入、限制資本流出轉變爲一個相對中立的外匯管理體制，對於投資性資本的流入還需要進行相應的限制，同時重點對資本流出管制進行相應的放鬆。
督促美元成爲一個負責任的貨幣
從外部政策看，中國應當更爲積極主動地加强國際貨幣合作，與國際社會一起督促美元成爲一個負責任的貨幣。
流動性過剩的問題是全球經濟失衡的一個具體表現。在這樣的格局之下，解决中國的流動性過剩問題，不僅需要依靠自身的內部調整，還需要通過尋求合作，通過國際貨幣合作和協調機制的建立來完成。
文章進一步指出, 在目前以美元爲主的國際貨幣體系下，亞洲諸國應加快貨幣合作，逐步考慮實施“去美元化”問題，儘可能减少美元匯率過度波動對亞洲各國經濟穩定增長以及資本流動的負面影響。從當前的情况來看，中國可以先行在具有較强影響力的亞洲地區致力於推進一定程度的匯率政策合作，以化解當前全球國際收支不平衡帶來的風險。
美國作爲世界第一大國，應該對解决全球經濟失衡負起責任。美國應通過自身加快改革調整，以緩解世界經濟矛盾。美國的貨幣政策不能一味追求美國的一國經濟政策目標，要負起世界主要貨幣發行國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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