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許劍虹 台北 媒體工作者
由於汪精衛在抗戰期間組織偽政權，協助日軍治理佔領區，甚至於派遣和平建國軍協助入侵者與中共軍隊交戰的種種事蹟，海峽兩岸一切有中華民族主義信仰的政黨與勢力，都將他視為了不折不扣的“漢奸”，甚至還將包括李登輝、辜寬敏、許文龍與金美齡等“本土派”與之相提並論，因此筆者想利用一點時間在這裡探討兩者的不同。
抗戰時的中國人是“合作者”
筆者一直以來都認為，要找一個英文單字來形容汪精衛、周佛海、陳公博、閻錫山、龐炳勳以及趙保原等抗戰期間選擇與占領軍全面或者局部合作的國府軍政領袖，筆者認為“合作者”（Collaborator）最為適當。
所謂“合作者”的意思，即兩個行為者基於共同的目的，或者是所謂“利益取向”的動機而走到一塊合作，這樣的“合作”動機可能是平等的，也可能是不平等的，但是其出發點卻絕對不是雙方之間存在著一種共同的“信仰”。
舉例而言，汪精衛與閻錫山等領袖雖然基於各種不同的理由而與日本結成了同盟，但是這兩位中國領袖並沒有打從心底裡面認同當年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的理念，他們既從來沒有真正信仰過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也更不可能從宗教上認同神道教，或者從種族上認同自己是日本人。
甚至從本質上來說，中國的合作者無論是來自於社會的精英還是草根階級，是否具備現代主權國家的愛國主義與民族認同，無論支持的是自己的族裔、鄉土、政黨、政權還是一個統一的大中國，他們都不可能打從心底裡面去熱愛與接受日本的，更不可能為了日本帝國的所謂“大義”而死。
中國人選擇與日本人合作的原因五花八門，基層老百姓的動機最基本的是為了“保命”而當順民，有些則是希望從日本人手中拿到錢才等好處，或者是抱著“跟勝利者站在一起”的投機心態而已。
位於社會階層頂端的中國人，選擇與日本合作的心態同樣也有不少，有的如溥儀還有眾多北洋政府的遺老，希望恢復滿清王朝或者自己昔日的政權，有的如汪精衛等人要與蔣中正等國民黨內其他派系進行鬥爭，有的如閻錫山與趙保原等人一樣基於反對共產主義赤化中國，也有如王金聲這樣的地方民團領袖，希望能夠透過安撫侵略者的方法來保護淪陷區民眾的安全。
然而不論是基於上述各種理由與日本合作者，都不是真的基於“愛日本”這個原因選擇與侵略者站在一起的，而且隨著盟軍在太平洋戰區還有中印緬戰區展開反攻，這些“合作者”無論是基於愛國、贖罪還是投機等各種心態，都開始做出了一系列有利於抗戰的行動，其中包括掩護重慶與延安的地下抗日工作者，洩漏敵人情報給同盟國，或者是援助遭到擊落的美軍飛行人員。
好比說閻錫山當年指揮的晉綏軍，在名義上雖然是與日軍一同合作圍剿八路軍的“友軍”，但是當陳納德指揮的第14航空軍開始空襲山西境內的日軍目標時，這位軍閥依舊相當振奮，打從心底裡面相信中華民國迎接抗戰勝利的日子不遠了，儘管當時從實際上的意義來看，他並不是與重慶國民政府站在同一條陣線的。
假若當年美軍在中國沿海地區登陸，配合由西邊反攻而來的國軍一同夾擊華東與華南的日軍，大概也沒有多少人會懷疑汪精衛、周佛海與陳公博指揮的部隊會馬上倒戈配合盟軍與日軍戰鬥，畢竟從頭到尾就沒有任何一個中國人真的信仰日本人的那一套宣傳，更不會有人願意為一批曾經殘忍屠殺中國無辜百姓的侵略者而浪費自己的一條性命。
由此可見，汪政權與日本的合作基本上是建立在“互相利用”的前提上，不論我們是要以正面還是負面的態度去看待所謂的“合作者”，至少有一點我們可以確定的，就是他們的出發點並不是以對日本的感情與效忠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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