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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義虎：台灣定位問題重要性及解決思路

http://www.CRNTT.com   2014-04-28 00:38:30

如何定位：解決台灣定位問題的可行思路 　　由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出，台灣定位涉及的問題很多，也很根本，確實已經變成需要認真對待和研究的重大課題，並且關乎兩岸關係發展的“鞏固深化”以及能否實現新的突破。台灣定位的“問題邏輯”包括兩個方面：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和“台灣是中國什麼樣的一部分”。第一句話是問題的基礎，第二句話是問題的展開；第一句話是邏輯的起點，第二句話是邏輯的延伸。其中，第二句話不能違反第一句話。由此，對台灣進行定位應該堅持一個中國框架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通過兩岸務實協商先行解決“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特殊政治關係”，尋求解決“台灣是中國什麼樣的一部分”的實際路徑。 　　據此，本文提出如下思路作進一步的參考： 　　1、實行區間定位。 　　就現在情況而言，按照“一國兩制”方案，台灣作為中國一部分的具體定位是“特別行政區”（主要體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和鄧小平有關“一國兩制”的論述）；而按照“中華民國憲法”，台灣方面認為“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治權目前僅限於台澎金馬地區。⑮但大陸方面無法接受台灣或“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台灣方面也不接受82憲法第31條款所賦予的“特別行政區”地位，不接受台灣定位被香港化。故此，台灣定位不能超出的上限是國家，下限是特別行政區。這種上限和下限的設置，均源於對方的不接受，也均表明不可突破的劃定界限，即只能是國家以下，特別行政區以上。更明確地說，它劃定了尋找台灣定位的區間：台灣不能是國家，至於其是否特別行政區或有其他選項則可商討。由於兩岸雙方都不接受對方所說的定位，這個問題也非短時間能夠解決，所以可先劃出區間提供解決問題的範圍，在沒有解決前雙方都不要故意突破這個範圍。 　　就大陸方面來講，在“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的基礎上，近來更多轉向“在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事實上已經以平等含義界定了“大陸與台灣都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本身就提供了相當大的彈性空間，也符合劃定相應的區間定位的做法。即使是“一國兩制”方案也為進行區間定位提供了可能性。而在台灣方面，“一國兩區”、“一國兩府”、“一國兩治”、“一國兩憲”及“一國兩體”等，在談判的意義上都可被認為是屬於區間定位的做法，只不過有的方案劃定的區間定位不符合實際狀況，也並不能提供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⑯但不管怎麼樣，它們都留下了進行政治協商談判的空間，也留下了尋找區間定位的餘地。從某種意義上講，通過兩岸良性互動尋找到區間內的那個合適位置，將有助於兩岸整合成功並最終走向和平統一。 　　2、按照存量不動、增量改革的原則，將“一國兩憲”視為維持現狀的一部分。⑰ 　　兩岸的憲制性文件都表明了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即實際上都是“憲法一中”。這是兩岸關係現狀、即存量的主要組成部分。在島內複雜的政治生態中，“憲法一中”的“中華民國憲法”不僅是抵擋“台獨”的現成利器，而且是兩岸復歸統一時可用的“法理性文件”。那麼，為什麼雙方不先對此予以法理性和憲政性的認可呢？即按照雙方憲法對一個中國的原本立場，可先確認兩岸存在“一國兩憲”的事實，然後再去尋找解決問題的路徑和辦法。而現在，以“互不否認”作為維持現狀、保持存量的做法，在沒有找到恰當的解決問題之道時尚可理解為策略性運用，但它只是一種負面表述，並不能從根本上和本質上解決問題，尤其是定位問題。雖然它留下了“模糊空間”，可以避免政治場合的尷尬（如陳雲林會晤馬英九），但也並不能提供兩岸領導人見面和會談的政治條件，還會遲滯和推遠台灣定位問題的解決。因此，除了遵循存量不動的原則，還應更多地轉向增量改革的思路。確認“一國兩憲”的事實，既可維持現狀，保持存量，又可銜接雙方政策，擴充增量，從而啟動政治對話與協商的進程。 　　具體講，首先在客觀上承認“一國兩憲”，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通過雙方修憲的形式推進台灣定位問題的解決過程，並通過憲政性對接實際上解決台灣定位問題。換言之，它提供了增量改革的重要條件。 　　3、將兩岸整合和國家統一進程視為國家結構調整的過程。 　　一方面，可根據兩岸關係的性質、現狀和發展水準，對台灣進行適當的動態定位；另一方面，要認識到兩岸整合乃至於未來的國家統一，不僅僅是領土的合併，而是國家結構的調整過程，也是國家權力和資源再分配的過程。因此，可根據國家結構調整的需要，對台灣進行定位。就此，一個現實的思路是借鑒“坦桑模式”，⑱而非台灣方面熱衷的“德國模式”：（1）成員政府。借鑒“坦桑模式”的做法，可以將台灣視為國家的重要成員，台灣當局可以成員政府的資格和形式存在。所謂成員政府是與中央政府（或者叫國家政府）相對應的概念，符合區間定位的要求。（2）權力和資源向上浮動，而非向下浮動。即可以讓台灣方面向中央政府（國家政府）機構輸入人才，擔任相應的政治性職務。例如，對台灣人可開放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和國家副主席等機構和職務，地方人大、地方政協乃至於地方政府，開放度可以更大。但大陸方面不向台灣方面的政權機構輸入人員。這兩點既有“一國兩制”的味道，如允許台灣人向中央輸入，而大陸人不向台灣政權機構輸入；又有“非一國兩制”的味道，台灣作為成員政府單獨存在，發揮作用，但在整體上具有統一過程中國家權力資源重新整合的含義。恰恰是依據務實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特殊政治關係”的原則，應該關注“坦桑模式”的做法，而非僅僅以“德國模式”為先例。⑲ 　　4、務實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 　　大陸提出兩岸共同努力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這既是著手解決台灣定位，也是台灣定位解決前在政治層面落實某種雙方均可接受的安排。總的來講，它已經為解決定位問題騰挪出不可謂不大的處理空間。如果兩岸雙方能夠務實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就可以為找到台灣合理定位，順利解決“台灣是中國什麼樣的一部分”的問題找到實際路徑和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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