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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政改探路　號召官員殺開血路

http://www.CRNTT.com   2010-02-20 08:57:37

⊙“政府要像園丁一樣，創造有利於植物生長的環境，至於每一種植物在競爭中怎麼生長，政府不可能也不應該去刻意設計。” 　　——汪洋 　　當歷史的機遇再次垂青珠海，這裡渴望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他們擔心，不這樣，珠海或將再次與機遇失之交臂 　　珠海的“大部制”改革遲至2009年11月2日才開始。相比“一聲驚雷”的深圳和“石破天驚”的順德，珠海的大部制改革要溫和許多。但這裡的亮點在於社會管理體制改革。 　　當局希望通過政府機構改革的推動來實現與國有企業改革和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聯動。當歷史的機遇再次垂青珠海，這裡渴望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他們擔心，不這樣，珠海或將再次與機遇失之交臂。 　　低效的政府 　　這樣的擔心不無道理。 　　此前不久，香港智經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朱文輝做過一項調查，咨詢過數百家香港投資機構，得出一個結論：即便港珠澳大橋修通，香港也很少有投資機構願意到珠海投資。原因是：珠海行政效率慢、審批難。 　　“軟實力是珠海的一個軟肋，很成問題。珠海缺乏特區敢闖敢幹的精神，尤其是辦事效率和行政效率過低問題一直存在。”當地的媒體人胡明發曾聽到過無數的採訪對象向他抱怨珠海龐大、臃腫、低效的行政體系。 　　來自珠海市政協經濟委員會的一份調研報告稱：2009年上半年，該市“保增長、定格局”的十大重點工程建設並沒有完成既定任務，主要原因是前期籌備工作不到位和行政審批過程過於漫長。 　　“一些項目，因為前期工作沒準備充分就往上報，被打回來重新做一遍再上報，已經晚了。還有很多項目，省裡面批得很快，幾天就批下來了，到珠海這裡就不行，推不動，給你耽誤個把月。”胡明發說。 　　珠海的行政效能和機關作風在這次的重大項目上全部顯露出來。在一次會議上，珠海市長鐘世堅終於忍無可忍，對他屬下的官員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但幾乎每一個部門都能說出一大堆理由。領導再著急，也無可奈何。”一位知情人透露。 　　珠海市委書記甘霖新上任不久曾經疾呼，不提高行政效率，對不起納稅人。之前每一任主政者都曾試圖努力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政府每年都要花不少錢到內地和國外去學習一些經驗，目的就是為了改進行政效率。”民盟珠海市委會副主任兼秘書長原和平說。上世紀90年代初，原和平曾親自參與過一些政府決策，當時的行政機構很精簡，一個大的項目上面的審批手續不會超過五個公章，審批時間也很短。那時，其他地方審批一個大項目蓋的章都還需要兩張A4紙。 　　“2000年後，珠海向內地學習，沒有學到先進行政方式，卻把官僚體制帶入了珠海，過分的程序化執政，導致了行政效率的降低。”2007年，時為珠海市政協委員的原和平下去視察時發現，一個項目的審批時間竟需要250多個工作日，加上周末節假日，足足要一年時間。這讓政府也感到為難，但卻不是一個部門所能決定的事情，涉及到多個部門，多個領導。每個局都有自己的規範，科員推科長，科長推處長，大家都怕承擔責任，辦事效率低。 　　“有些公章蓋一籮筐都解決不了問題。一個項目按正常的時間兩個月就可以辦完，這裡搞半年都辦不完。這樣招商引資，誰還敢來？”原和平在與珠海市政府領導的接觸中發現，他們也非常著急，有些都是他們親自下去跑。在這一次的大部制改革中，對一些部門撤並和職能整合也是為了解決審批的煩難，以提高行政效率。 　　像深圳一樣，珠海也組建了一個“巨無霸”式的科技工貿和信息化局，將原來的經濟貿易局、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科學技術局的職責整合劃入科技工貿和信息化局。新經濟組織工作委員會與其合署辦公。而從亮相的11位掌門人的形象和履歷看，大多數理論水平較高，能動腦子，做事開明，帶有現代氣息的，並且形象溫文爾雅。 2010年1月，珠海市宣布將逐步實行黨政“一把手”家庭財產在一定範圍內報告制度。“一把手”的住房、投資、配偶子女從業等情況都要列入報告內容。 　　當局企圖改變政府形象的決心昭然。 　　獨特的官僚架構 　　珠海建立經濟特區以來，歷經了五次政府機構改革。然而，要徹底改變這樣一個龐大、臃腫、工作熱情消退、意志消沉的官僚體系，顯然不容易。 　　“除非當局能夠進行最大力度的改革：將珠海的三個行政區和五個經濟功能區進行撤並。”一位賦閑的珠海高層領導認為，造成目前這樣一個官僚體系的根本原因是珠海特殊的行政架構。 　　珠海最大的一次經濟功能區體制改革發生在2004年。南水、唐家灣兩鎮分別並入高欄港區和高新區，實施“區鎮合一”新模式，高欄港區、高新區管委會作為市政府的派出機構，根據授權履行市級政府的行政審批、經濟協調與管理職能。 　　調整完之後的經濟功能區擁有獨立的財政和整套齊全的班子，同時，市裡充分授權他們享受區一級別的行政管理權。 　　“每一個單獨的經濟功能區事實上都是單獨的行政區。”一路改革下來，珠海從開始的一區一縣，最後發展成了三個行政區和五個經濟功能區。其中，金灣區經調整後，其下只有兩個鎮。最小的萬山區只有6000多人。 　　分區以後，上面不斷要求下面對口，每個區的編制不斷增多。最後變得非常完整。“一個辦公室裡，坐著十幾個人全是局長。市裡面有這麼多局，不同的局總有會議，回來要召集所有局長開會，每天就是開會都開不完，根本不用幹活了。”功能區的一位局長抱怨。 　　事實上，區一級的機關對市一級機關的工作效率抱怨非常多。那些功能區裡主管經濟的負責人抱怨說，“我現在就變成一個小辦事員。到市裡拿一個批文，遲遲不肯下來，就反反覆複地到處跑。” 　　“如果市一級可以將權力下放，一樣能換來高效率，但他們不是這樣。”當地的一位智囊認為，這是珠海的一個最大的體制弊端。這種體制的弊端造成了珠海與珠三角其他城市經濟發展的巨大差距。 　　以東莞和中山為例，市之下直接就是鎮，中間沒有區級行政架構，經濟管理權下放，充分地調動了地方發展經濟的積極性。“珠海恰恰相反，它將權力上收，鎮一級沒有發展經濟的自主性，在政策上受到非常大的制約。”結果是珠海周邊的農村與東莞、中山的農村相比落差非常大，一個經濟特區帶著一個非常貧窮的農村。 　　很多人對珠海這樣的區域設置表示質疑。而事實上這也導致珠海最後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以珠海的經濟總量和人口來看，在珠江三角城市中，它的官員隊伍也是最龐大的。”以稅務隊伍為例，一位珠海稅務系統的官員透露，珠海的稅收不到東莞的二分之一，而珠海的稅務人員卻是東莞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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