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汪精衛到曼德拉—— 當舊制度遇到大革命

http://www.CRNTT.com   2013-12-08 10:22:01

中評社北京12月8日訊／騰訊大家昨天登載學者雪珥的文章《從汪精衛到曼德拉—— 當舊制度遇到大革命》，內容如下：  （一） 　　把曼德拉與汪精衛放在一起，一個偉人與一個奸人，注定是很容易挨板磚的。 　　不過，在親們扔出板磚之前，還是耐心先看看他們之間的“三同一異”： 　　首先，他們都是推翻“舊制度”的先驅。曼德拉所攻擊的“舊制度”，是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而汪精衛攻擊的“舊制度”，是滿清的封建專制；其次，他們都是“大革命”的明星；第三，他們所投身的“大革命”，的確都成功地推翻了“舊制度”——準確地說，至少在形式上推翻了“舊制度”，他們也因此分享了巨大的革命紅利，成為新政權的領導人。 　　“一異”則是：“大革命”之後，曼德拉致力於建設了一種“新制度”，成功避免了南非完全可能爆發的種族報復，實現了平穩過渡；汪精衛則致力於給“舊制度”換發新的產權證，把主人從“滿清”換成了“國民黨”。 （二） 　　讚美曼德拉的同時，不應該忘記、甚至更應該讚美德克勒克。 　　這位當年的南非總統，作為“舊制度”的領導核心，在掌握著貌似強大的國家機器的絕對優勢下，卻能以謙卑之心而行明智之舉，與“大革命”的領袖曼德拉攜手，一同終結了“舊制度”。可以說，沒有他的參與，南非的“大革命”一定不會如此和平，“大革命”之後的南非也一定不會如此穩定。 　　德克勒克將曼德拉稱為“敵對的兄弟”（frère ennemi）。與曼德拉相比，德克勒克的行為更需要勇氣和智慧，因為，作為反抗者往往只有一條路可走，而作為統治者，卻往往容易受困於幾種不同的選項——是堅定不移地堅持“舊制度”，“與汝偕亡”，還是與時俱進，適度妥協，從而實現平穩轉軌？ 　　1993年，在共同領取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時，曼德拉盛贊德克勒克：“有勇氣承認種族隔離制度給我們的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可怕的錯誤，並且有必要的遠見來理解並接受這一點，即所有南非人必須通過協商來共同決定他們的未來。”諾貝爾獎的提名理由中，對這兩位“敵對的兄弟”給予了中肯的評價：“他們為和平終結種族隔離政策而努力，並為新的民主南非奠定了基礎。”（for their work for the peaceful termination of the apartheid regime, and for laying the foundations for a new democratic South Africa.） （三） 　　與曼德拉遇到德克勒克相似，汪精衛遇到了善耆、載灃等人，得以避免從“大革命”先驅成為“先烈”——儘管汪精衛被捕的原因，正是要用炸彈暗殺載灃。 　　汪精衛被捕後，主管民政部（執掌民政、公安等）的肅親王善耆親臨審訊，極為優待汪氏，“一切皆照國事犯文明之法相待”，沒有刑訊逼供，不必下跪，甚至還送書送報，開創了優待政治犯的中國先例。在他斡旋下，載灃考慮到“黨禍日夕相尋，恐益重其怒，乃作釋怨之舉，博寬大之名。”（《清史紀事本末》） 　　此前，善耆就一直主張，對付革命者的最好辦法，一是“刷新政治， 以去黨人口實”，二是“寬容黨人， 開其自新之路”。他曾經為那個時代做了精辟的總結：“革命思想之興起，是由於政治不良基因所致，此類事為遠在法國、近在葡萄牙等國的革命經歷所證實。如果一國的政治得到民眾的信任，則欲革命也無人呼應。由此如欲根絕革命運動唯有實行良政，別無他法。然而我大清上自親貴下至小吏，並不解政治為何物，只知肥私。如此失去天下之人心，其趨勢已接近亡國。” 　　辛亥革命之後，“下崗”了的滿清皇族，卻成功地實現“軟著陸”，全身而退，而同時期俄國沙皇羅曼諾夫家族，則在紅色恐怖中被滅門焚屍、銼骨揚灰。不能否認，滿清皇族得以善終，與其後期的政治開明不無關係。 　　善耆、載灃等人，與德克勒克的區別在於：德克勒克得到了世人的普遍認可與高度評價，而善耆、載灃等，卻因為他們曾經的寬容而飽受譏諷。 　　後世的很多史家，多將他們的寬容，解讀為對革命的畏懼與忽悠，只是表面“迎合”而已。這些史家恰恰忘記了：一個實力完全占據上風的執政者，不惜低聲下氣地“迎合”羽翼未豐的反叛者，而不是將威風進行到底，痛打落水狗，這樣的自律與寬容在中國歷史上乎前乏古人、後缺來者。 　　攝政王載灃，後人對他的普遍評價，居然是“窩囊”二字——倘或他不窩囊，1911年的中國又會出現什麼局面呢？至少，如今說德克勒克“窩囊”的，絕對沒有幾個人。 （四） 　　曼德拉及其所領導的“非國大”，在取得政權之後，並沒有將革命進行到底，而是推行“真相與和解”（Truth and Reconciliation）運動：全面調查種族隔離政策推行期間，各種嚴重侵犯人權事件的真相，鼓勵受害者講出真相以恢復他們的公民尊嚴，並提出如何對這些受害者給予救助；同時，對那些服從政治指令嚴重侵犯人權、但已向真相委員會講出所有事實真相的犯罪者實施大赦。 　　無論“真相”，還是“和解”，在中國都是極為稀缺的奢侈品。將敵人描繪成笨蛋兼混蛋，將自己描繪成大救星，無論朝野，都酷愛如此，各方都不在乎“真相”；中國也是個講究贏者通吃的國度，“和解”幾乎等同於無能，最多只能是一種臨時措施，而對於勝利了的革命者而言，“和解”意味著對不起自己。 　　汪精衛在成為革命政權的領導人之後，基本忘記了自己本身正是“和解”的紅利，而表現出與善耆、載灃完全不同的強悍執政的自信。1932年，貴為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的汪精衛，痛斥“國難會議”代表王造時：“國難會議是政府召集的，我們是主人，諸位是客人。諸位如果不滿意政府的辦法，去革命好了！我們流血革命，打出來的政權，豈能隨便說開放就開放！” 　　王造時回答說:“革命不是哪個人哪個黨派的專利品，如果逼得人民無路可走，自然有人會去革命。……中山先生的遺教‘天下為公’，汪先生的話，未免變為‘天下為私’了！”（轉錄自餘世存《非常道》） （五） 　　其實，無論曼德拉還是汪精衛，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歷史關頭，影響其走向的，絕非僅僅是個人偏好。 　　不同政治勢力的力量對比，是造成歷史的關鍵因素。曼德拉即便不欲推行“真相與和解”，當時的南非、當時的世界，能允許南非黑人對白人進行殘酷的報復嗎？而汪院長的強悍表白，也是因為國民黨已經形成了一家獨大的壟斷局面。 　　文化上的差異，或許是更為根本的：倘或在中國要做曼德拉，甚至要做甘地、華盛頓，往往只有迂腐書生才行，而在這類曼德拉、甘地、華盛頓還沒出苗的時候，就會被人徹底踩爛——踩的人，甚至往往是所謂的同志。 　　自秦以來，中國的政治文化就是梁啟超所謂的“一人為剛萬夫柔”，“數千年民賊，既以國家為彼一姓之私產，於是凡百經營，凡百措置，皆為保護己之私產而設，此實中國數千年來政術之總根源也”（《中國近十年史》）。而各種名目的爭鬥，其本質就是為了爭奪這份“私產”的唯一產權證而已。 　　1848年，大清國體制內改革者、福建巡撫徐繼畬，在其著作《瀛環志略》中，高度評價了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華盛頓率眾起義，堪比陳勝、吳廣；割據一方，堪比曹操、劉備，等到功成名就時，卻“不僭位號，不傳子孫”，這種“天下為公”的高風亮節，堪比堯、舜、禹（“駸駸乎三代之遺意”）。徐繼畬的這段話，後來以中文直接鐫刻在了美國首都的“華盛頓紀念碑”（Washington Monument）上，至今為人憑吊。 　　徐的潛台詞正是——“三代”之後，中國再也沒有出現那樣的人物了，面對華盛頓，只有慚愧和無奈：臣妾做不到呀！ 　　如今，我們仰望曼德拉，除了看到PM2.5普遍超標的霧霾之外，還能看到些什麼呢？ 　　雪珥，澳大利亞華人，中國改革史研究者，著有《國運1909》、《帝國政改》、《大國海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