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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永勝的租房位於火車站職工老宿舍。 新京報記者曹曉波攝 |
這兩天，武昌火車站血腥的“砍頭事件”引發持續關注。事件發酵後迅速被貼上“火車站宰客”“1元錢引發的血案”等各種標簽；從雞湯體的“出門在外要待人和氣”到理性體的社會心理分析，各路觀點也紛至沓來。隨之而來的，還有對死者觀點的兩派互撕——此前曾有媒體報道，死者多要1元錢遭行凶者胡某東質疑後，吼出“吃不起莫吃，你給老子滾”。
首先要說的是，無論死者說過與否，對生命的尊重必然是第一要義，就像寧波老虎咬人事件一樣。
但事實上，“真相”一直處於不斷反轉中。根據最新報道，行凶者胡某東確實患有精神疾病，曾被鑒定為精神殘疾二級。而事情發生的緣由可能也不是簡單的“面價引發血案”，而是行凶者想到死者的面館找活幹被拒絕，兩人發生口角。但這也并不一定就是最終的真相，具體事實仍有待權威說法。
目前的輿論指向已發展為對肇事肇禍精神病人的管治問題。很多人認為，作為胡某東的監護人，其父母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根據報道，他的父母親都曾因為瑣事被他施以暴力，也曾帶他去醫院治療過但反複發作。而他最近一次離家，家人并不知曉他的去向。事故發生後，胡某東的母親出來道歉——“43歲的她白發清晰可見”。這喚起了筆者對精神疾病患者的記憶。在筆者幼時，曾見過一個被拴在樹下的花季少女，衣不蔽體，身體被污垢蓋滿。是她的父母不管她嗎？相反，她的父母已經為之承受了太多心酸、無奈與痛苦……而記憶中另一個已到青年的男孩子，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就這樣消失了，他的母親至今仍無法接受。
這兩個例子充滿感性，但想要表達的是，現實生活的殘酷裡，一個家庭如果有一個精神病患者，就足以摧毀這個家庭，根本無力單獨承擔監護壓力。所以，不能把精神病人的管治問題都推到監護者和其家庭的頭上，而最應該被寄予厚望的，是社會救助和社會救濟。
目前，我國大量的精神病人處於“監管”之外，既沒有實現在册，更遑論長期跟蹤管理。政府給重症精神病患者家庭兜底，已是公共安全治理的基本要求。
就這起血案，責任怎麼認定，仍然要經法定程序鑒定——胡某東持有《殘疾證》只能證明其是精神殘疾人或精神病人，而其在作案時是否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的行為能力，才是是否應負刑事責任的關鍵。胡某東的監護人是否需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也應等事實完全清晰之後再做判斷。但社會對精神病人管治應負的責任，卻是一刻也不能等了。（來源：濟南時報 作者：熊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