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九七年的一天，郵遞員將一封來自香港的信，送到我母親的手中。這封信不同尋常，是母親盼望了多年的親人的喜訊。
說起來話長。解放前，做生意的外公和外婆在香港定居。母親那時剛和我父親結婚，沒能去香港，留在了內地。再往後，因為戰亂，母親和她的家人，失去了聯繫。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以後，外公開始更加關注起香港報紙，收聽香港廣播，從中瞭解內地各方面的動態，因為他們十分想念留在內地的女兒。那段時間，外婆只要一提起女兒，就會哭成一個“淚人”。外公曾按照原來住過的老宅的地址，給我母親寫過一封信，可他哪里知道，我們家因為有他這個“海外關係”早就離開了老宅，多次搬家。後來因馬路拓寬，老宅院也被拆了。
我還記得，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有一天家裏來了一個十八、九歲的小夥子。父母讓我和哥哥到外邊去，他們要和小夥子商量事。走出房屋沒多遠，我的球鞋帶開了。我彎下腰系鞋帶的時候，隱約聽到他們在說關於外公、外婆的什麼事。過了不久，這個小夥子就走了。臨走時，他還說過兩天還要來。
第二天，父母突然給哥哥和我每人買了一件新上衣（在我的記憶中，我從沒穿過新衣服，都是揀哥哥穿小的剩衣服），還領我們照了張全家福。當時我特別高興，因為這是我懂事以來，第一次照相！
在文化大革命那個動盪的年代，父母因為外公外婆的連累沒少遭罪，經常挨批挨鬥。
苦日子終於熬出了頭，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祖國。經過多方聯繫，父母終於找到了失散了多年的外公、外婆。而且我的小舅舅阿龍，馬上就要來北京！我父母樂得一宿沒合眼。
阿龍舅舅來了，他是一位帶著寬邊眼鏡，風度翩翩，年近花甲的學者。我猛然感到他很面熟，卻又一時想不起來在哪里見過。我母親一見到他，就抱住他痛哭。我忽然想起來了，這不就是當年來我家的小夥子嗎？當父母問起外公、外婆時，阿龍舅舅低頭沉默不語，半天才慢慢地從西服裏兜拿出二張照片來，一張是外公和外婆的合影。照片的背面寫著：“送給我們的外孫、外孫女留念！你們的外公、外婆。”；另一張就是我們全家四口人的合影，我露著大豁牙（當時正在換牙），笑得有些發傻。父母看著照片，泣不成聲。
阿龍舅舅說：“外婆是五年前去世的。臨終前，手裏一直拿著這張照片，嘴裏不停地喊著我母親的乳名：“盼地兒！盼地兒！你快回來！”。由於思念過度，外婆至死都沒有閉上雙眼。外婆去世後阿龍舅舅本來想通知母親的。可因為我家經常搬家而聯繫不上。阿龍舅舅又說：“外公活到九十歲，一年前才去世，他人老，可心不糊塗，知道自己不行了，交待了後事，並告訴阿龍舅舅，一定要把這兩張照片轉交給我的父母。他們讓我們牽腸掛肚一輩子，對不起他們啦……”
聽到這裏，我再也抑制不往滿眼的淚水，今生今世再也見不到我的外公、外婆了，我心裏特別難過。
阿龍舅舅一直記著外公的話。一生誠實辦事，老實做人。他奮發圖強，開辦了自己的運輸公司。培養出了二個研究生兒子，撐起了這個家。每到重大節日來臨的時候，他都會在香港的家門口，掛上鮮豔的五星紅旗。
阿龍舅舅經常說：“假如你外公、外婆現在還活著，看見孫子、外孫、外孫女都能大學畢業，成為國家棟樑之材。再住上兒子在香港的豪宅，開上好車，他們該有多麼高興啊！”
是的，人生總有太多的遺憾。外公、外婆沒能看到香港回歸那一天。如今，香港回歸祖國已經十年了。十年來，香港和內地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一國兩制”的政策深入人心，百姓安居樂業。
來往兩地的上百封信箋像一條彩帶，把香港與北京連在了一起。郵遞員只要在門外喊一聲“段巍，香港的信”。全家老少就會蜂擁而出，爭著搶著去看信，這幾百封來自香港的信，早已成為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憶！此刻我要面對香江，深情呼喚一聲，願外公、外婆在天之靈，少一些掛牽，多一點快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