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家檢討馬英九的發言人可不可以逐字逐句公開監聽文的時候，沒有注意到藏在細節裡的魔鬼。細節在於，發言人不但公開監聽文，竟然加油添醋形容當事人的情感種表現了多麼的“關心”，他像是導演一樣擔心記者聽眾不了解他自己認為某句監聽文的重要含意。如此以發言人身分步步引導，目的是維護黨紀，這就不能不說是過度激情了。
在憲政層次上，台灣既有的律師教育著重工具性，輕忽很本性，陳水扁與馬英九同受其利，因此他們對憲政缺法從心底產生的敬畏之心。在近代中國歷史上，也沒有所謂制憲諸公建立的傳統，只有強人政治與強國保種的願望。對兩位領導人而言，教科書上說憲法是根本大法的說法，充其量是考試時必須背誦的標準答案，並非在政治生活中起警惕作用的思想價值。
反觀大陸知識界的憲政之爭，自由派引經據典支持憲政，讓對於西方自由主義謀我日亟的憂慮，在左翼中蔓延。但後者這樣的憂慮是不準確的，因為自由派對憲政的觀點固然說起來頭頭是道，但終究是邏輯，且主要是用來對付他們不喜歡的領導人用的。有朝一日他們有機會參加施政，台灣這兩位憲政主義課堂科班出身的好學生，就是他們的寫照。
馬英九採用不當關說作為制裁王金平的理由，不論在邏輯上如何言之成理，都不能改變中國政治生活裡沒有人不關說，也沒有人不曾被關說的鐵的事實。重點在於如何使關說制度化或公開化，而不是妖魔化，否則必然進而讓關說更加隱藏在黑暗界，也更加難以規範。
（中評社特約作者石之瑜，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