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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迺強 |
中評社香港1月27日電（作者 劉廼強）我不是傳統愛國人士。我於1967年香港左派“反英抗暴”之後進入香港大學，眾所周知，當時我是跟曾鈺成打對台的。儘管政見不同，互相攻擊，但心底裡，我們對於這些“左仔”始終還有一種尊敬，知道他們有理想，有堅持。我畢業之後，學界分為“國粹派”和“社會派”，彼此對罵得不可開交，但相互尊敬之情還是十分明顯。
到了上世紀80年代，所謂“香港前途問題”出現之後，傳統愛國人士，“國粹派”一蹶不振，要“社會派”的組織匯點站出來支持國家收回主權，“港人民主治港”，幾乎獨力與主流媒體周旋，批判“主權換治權”謬論。
我是在1988年參加了全國政協，才逐步與新的愛國愛港人士合流，算是“新愛國”吧。第七屆政協的“港澳組”，與人大的廣東組中港人代表加起來，也只得數十個。我們是在與港英作孤單而艱苦的鬥爭中慢慢走在一起的，憑著共同的理念，不怕處於香港主流的邊緣，被港英逼害、跟蹤。在內地，我們代表著先進，以敢言著稱。
回歸之後，出現了反對派所標籤的“建制派”，難得的是這批“新新愛國”的組合竟然以身居建制，或者依附建制為榮。慢慢下來，整個建制派核心基本上都是以各種資源推砌起來的，外圍則是外種趨炎赴勢之輩，並不怎樣好看。坐在轎上的少數，一方面不可一世，另一方面又不想放棄這風光。權力的確會使人腐化，更何況在香港這個極端商業社會中，人各為己是應該的，而貪婪更是光榮的，這才是“成功人士”。營商如是，從政亦如是。反對派罵建制派如此，反對派自己也一樣如此。自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政治倫理道德已經陸續在香港消失，我們只剩下商業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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