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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其祿認為，在面對重大經濟協議時，應有制度的設計並開放參與，進行防備且預留最壞考量。（中評社 高易伸攝） |
張其祿認為，政府在面對如此重大的經濟協議時，應該是要有制度性的設計並讓各階層、各產業參與，並對未來可能發生的任何狀況，進行防備並預留最壞考量。因為受損害的準備，如同防災一樣，我們無法預知何時會出現天災人禍？這些都必須進行防範，如此在政策說服的機率上，對民眾與學生們也是相對可接受的。
張其祿觀察，台灣這幾年的總體現象其實跟全球其他國家、地區所遭遇的狀況如出一轍！政府在面對資方（企業）與勞方（勞工）時，同時是在面對“國家”的財政狀況！首先具有移動能力的企業會要求政府必須要給優惠，讓企業去創造較大的GDP以累積資本。今天政府若不給優惠，企業便可選擇出走！一旦政府想留下企業，就必須提供企業各項優惠措施。這些不外乎減稅、招商引資、提供基礎建設，對政府而言，都必須付出巨額支出。
此外，企業在賺到了錢後，會不會把勞工人力的薪水提高？張認為這完全得看企業良心！而絕大部分企業是不需要增加人事成本的。因為企業無須把薪資提高，就能得到可用的人力。台灣政府訓練了許多人，但為何大學生起新只有22K？因為你22K不做，後面還一堆人搶著做！
張其祿表示，台灣的勞工與企業在“議價能力”上是有限的。不論是勞工或政府，誰把企業逼急了？企業是可以選擇出走的。台灣勞工這一塊沒有辦法跟企業主議價，終其最後，還必須反過來要求政府保護並提供相對的社福保障。而這一區塊又得政府買單！政府一方面要照顧企業，另一方面還得照顧勞工並提昇社福支出，長久循環下去，將成為政府的財政危機。政府窮、民間也窮！特別是越靠向藍領端的階層更無法享受到經濟成長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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