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的“反服貿”風波，如同2010年前後爆發的“ECFA”爭論一樣，是台灣社會早晚要出的一次“疹子”。四年前圍繞“ECFA”爭論的那次“疹子”，主要出在成熟人群、出在產業界中堅份子的身上，出在專業政治從業者和政黨的身上。而馬英九和蔡英文針對台灣究竟要“從大陸走向世界”還是“和世界一起走向中國”的辯論，最終則以馬英九的見解占上風，此一結果又於2012年馬、蔡兩人的“大選”中得到確認。自此，產業界和台灣成熟人群支持ECFA的民意基礎得到鞏固，民進黨內的有識之士，也在兩度“大選”失利後，開始尋求調整民進黨兩岸路綫的方針。然而，這一次依循ECFA框架所商簽的服務貿易協議，原訂於去年九月舉行的馬英九、蘇貞昌（民進黨現任主席） 辯論，因國民黨內“馬王政爭”的風暴臨時取消，至今仍未舉行。一路拖延至今，“反服貿”風波成了一場出在年輕群體、產業新人和大部分在校學生身上的“疹子”。
對這群以“80後”、“90後”為主的運動主體，以及以“70後”為主要外圍聲援者和後勤支持者的抗爭群體來說，在他們的成長經驗和社會化過程裡，大陸和大陸人民更少地被描寫為“同胞”和“家人”，較常被視為是“生意夥伴”或“朋友”，甚至在有一些人的心目中，可能還淪為居心複雜、不時帶來“威脅”和“壓迫”和各種麻煩的、“不得不與之共處的鄰居”。
從消極面看，他們的中華民族情感較上一代相比更顯淡薄；“國族”認同則多僅限於一隅；他們對於兩岸關系的認識，不少人是以1995年、1996年台海間的“飛彈危機”或更早的“千島湖事件”為起點的；在這個群體的認識框架之中，兩岸分治系源於中國內戰遺留問題的本質幾乎全遭遺忘，而整部台灣的歷史，在他們的教育過程中則被描述成歷代“外來政權”輪流宰制台灣、台灣人不得不向“外來威脅”鬥爭、屈服或妥協的“痛史”，直到上世紀8年代末期的政體“民主化”之後，台灣人“才終於能够自己決定台灣的命運”。這層意識形態因素，也是在“反服貿”中，諸如 “捍衛台灣”、“捍衛民主”、“我只想做台灣人”、“台灣不容出賣”等超出經濟邏輯的政治性訴求，反複在各種宣傳、演說和動員台詞中湧現的根本原因。而在“反服貿”的語境下，台灣市場對大陸的開放條件，成為讓大陸“侵門踏戶”的後門；而大陸市場對台灣更形優渥的開放條件，則毫不意外地被扭曲為“裹著糖衣的毒藥”、或是讓台灣“喪失競爭力的嗎啡”。
但從積極面來看，這群從“70後”到“90後”的一整個世代的年輕人群，他們幾乎不再受到內戰與國共對抗情結的綁束；他們自幼習慣於兩岸因素和關於大陸的話題在生活中出現；在他們當中，有同儕赴大陸工作或頻繁往來於兩岸絕非鮮例。放眼台灣青年群體的生活與思想面貌，我們可以發現：在文化認同上，中華文化在台灣社會的長期傳承和主導作用，從語言、經典到民俗、宗教等核心元素，都未在這代人的身上消失：在工具認同上，他們比上一代人更熟練、更頻繁地使用“淘寶”、“微信”，或大量汲取在大陸影音網站上播出的節目和影視作品；在生活認同上，受益於兩岸社會的開放和科技網絡的便捷，他們比上一輩人更早、更輕易地，就能結識出身於大陸的同學、生意夥伴、朋友，甚至發成為知交；惟有在政治認同上，“台灣”這個概念，目前則成為他 們當中多數人的主要認同對象、甚或是唯一的認同對象。而這種“僅僅及於台灣自身”的政治性認同，有的是出於對土地原鄉的眷戀；有的是出於對現行政治制度的堅守；有的是出於對台灣社會秩序和既有生活方式的執著；有的是出於在外人面前，意欲區隔自身和大陸有所不同的衝動。而來自大陸的政治因素和周邊影響力，在當下，則不幸地被構建為“破壞”、“滲透”、“腐蝕”前述美好現狀的肇因。這也是何以當執政的國民黨當局，意圖以“為台灣企業打造更大的舞台”、“讓年輕人到大陸市場領更高的薪水”的開拓式訴求向年輕群體進行動員和說服時，不但遭到他們當中較多數人的冷遇、無法激起共鳴，反而遭到“反服貿”組織者和宣傳者以“守護台灣”的姿態和 “捍衛現狀”的說詞，對國民黨當局倒打一把、暫時獲得台灣社會過半同情的深層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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