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首先有必要對蔣慶先生表示敬意，肯定新儒家的思想地位，新儒家諸賢無不以飽學深思而稱譽文化界。他們既有著厚實的國學底子，對西方文化也大多有著深入的了解。我敬重新儒家的學養和人格，但對於他們為現代中國所提供的文化藍圖，從根本上則是不敢同意的。從學理層面上看，儒學於人生安立是美侖美奐的學問，但落到實處，卻未能給古代中國社會帶來多少福音。孔廟裡的新儒家，也不可能為醫治現代中國之病症開出一劑有效的藥方。
學者啟良在《新儒學批判》專著裡，對新儒學進行鞭辟入裡的剖析。正是這樣的一本書，使我拋棄了對儒學的最後一點留戀。 新儒學為中國問題之解決所開的藥方，第一種藥就是“道統之肯定”，即確保儒門香火之不絕。雖然他們也表示願意接納一些外來文化，但卻堅持要用中國固常的儒學傳統將其“重新改過”。對傳統的此種理解，同情地說，是出於對儒學傳統的一份戀情；不客氣地講，則是極狹隘極偏蔽的文化山頭主義。他們的文化主張不合時宜，過於理想和浪漫，與百年中國歷史實際隔了一層。倘若照著他們的文化主張營建中國，只能導致舊文化的複活，而不可能為民族發展開啟一條切實可行的新路。
為何面對百年歷史的風風雨雨，人禍頻仍，儒學竟無可奈何？一種在思想界獨占兩千年領導地位的官方學問，竟然如此不經打擊，難道不是因為自身垂垂老矣，不合時宜？同時我們也不否認，儒學統治國人靈魂兩千餘年，早已深入國人血脈。今日的中國人，物質生活方面的許多東西雖早已西化，但骨子裡還滯留著儒學的東西，如家族觀念、皇權崇拜、官本位意識等。然而，這只能說明儒學的陰雲太厚，對國民禁錮太深，而不能說明沒有與其告別的必要，更不能說明告別儒學就是自斷血脈，自絕生命。血脈已壞，唯一的救治辦法就是換血！
蔣慶先生倡導的“王道政治”、“民本思想”，從根本上說，其實是反民主的，因為強調的是救世主角色和至上權威，而不是百姓們自由平等的權利。儒家民本主張有可能訓導出明君與清官，但絕對不可能轉出現代意義的民主政治。中國人走出儒學道德理想主義夢鄉之日，即結束對明君與清官的崇拜行動和結束對王道政治的企想之日，也就是中國社會正常發展之日。蔣慶先生的王道政治理論，雖然洋洋灑灑，自圓其說，但我看了，感覺暈暈乎乎，不能入耳入心，不能擲地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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