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台灣，又不能讓我母親那樣的窮苦人家再受戰亂之苦，就成為我青年時代夢想和推動兩岸和解意識的萌芽。
上小學時，在人民公社擔任公安員的父親，拿回家一枚已經拆除炸藥和引信的手榴彈，外公（我母親後來的養父）來我家探親，見我拿著玩，強行堅持從我手中奪走。我那時很稀奇：一向被批鬥得唯唯諾諾的外公怎麼會有那麼大的脾氣？怎麼還會知道“槍打一道線，彈炸一大片”?一問母親，我才知道外公原來當過國民黨軍官，參加過淮海戰役（國民黨稱徐蚌會戰），也正是因為這段經歷，外公才在後來大陸的政治運動中屢遭批鬥。那時，我很納悶：像我外公這樣和善的老人怎麼會被劃為“壞分子”呢？後來，我才逐漸明白這都是國共內戰產生的敵對意識造的孽！
上初中時，我有一天夜晚無意收中到台北國際之聲對大陸的廣播，我父親當場嚴厲批評了我，並教育我不要收聽“敵台”。懷著好奇和少年時的叛逆，我就偷偷收聽。不僅收聽“敵台”，我還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美國之音有關台灣的內容，並對三方的觀點進行比較分析。我對兩岸問題的客觀認識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上高中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英國、葡萄牙相繼簽署關於收回香港和澳門的聯合聲明。我常常想：鄧小平能夠提出“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收回香港和澳門而名垂青史，我為什麼就不能提出一個構想，和平解決台灣問題而建功立業呢？在我潛意識中，一個時代的偉大領袖應該具備以下特質：一是要有前瞻而不偏激的戰略眼光。二是要有穩健而不僵化的辦事作風。三是要有大智大勇的強者風範。四是要有至善至美的仁者情懷。我那時就堅定認為，香港和澳門問題是中國和殖民國家之間的問題，而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遺留的問題，香港和澳門模式不適合台灣。當時，台灣還是國民黨完全執政，主張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陸已經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對台方針，國際上社資兩種社會制度的對立意識依然嚴重。我苦苦思索：既然兩岸社資兩種社會制度各自宣傳的都有優勢，為什麼就不能相互融合、優勢互補呢？由此，我當時主張國共兩黨實現第三次合作，共同組成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建立一種兼具台灣資本主義制度和大陸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能夠實現社資兩種社會制度優勢互補的新型社會制度，攜手實現中國的和平統一和中華民族的復興。我效仿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撰寫了一份《中國和平統一萬言書》，於1987年4月來到北京中南海，要求面見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後被有關部門領導勸說返校。
1988年1月，我從“敵台”收聽到蔣經國逝世的消息，立即意識到這是推動國共和解的一次機遇。我又專程趕到北京，建議中共中央派代表團到台灣吊唁蔣經國先生。由於我的言行在當時顯得特別怪異，我後來被北京公安部門當作“精神病人”強制收容，遣送返鄉。由於我整天潛心研究兩岸問題，已經無心學業，我的學習成績從名列前茅急速下滑至全年級最末名次。又由於我是被當作“精神病人”從北京遣送返鄉的，名聲已經“狼藉”，我在學校已經根本無法再呆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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