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的事情應該交給醫學和防疫專家解決，這裡僅談談理性的問題。所謂理性，指的是在應對公共安全危機的過程中，需要平衡各方利益和各種不同的訴求，既不能一廂情願，也不能顧此失彼。比如，此次新冠肺炎作為一種烈性傳染病，不可避免會導致一定的傳染率和死亡率。在對其加以防控的時候，一個必須理性、嚴肅地加以思考的問題是，期望把這兩個比例控制在什麼樣的範圍內？ 比如，是否與普通的流行性感冒導致的傳染率和死亡率相同甚至更低，因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決定了國家準備為實現既定目標付出什麼樣的代價。“不惜成本”其實並非理性的態度。我們強調尊重生命的價值，但生命的價值體現在各個方面，比如人的自由、從事自己熱愛的事業乃至有尊嚴地生活和死去；同時，也體現在對不同人群，比如重症和輕症患者、患者和健康人群訴求的同等尊重。與之相關的另一個平衡是疫情的防控與經濟和社會的穩定與發展。疫情防控必然中斷人們正常的經濟與社會生活，但任何社會對這種中斷總是具有某種客觀的承受度。超過這種承受度，就會產生新的矛盾和危機。再有一個不得不嚴肅面對的問題就是群體免疫。這涉及到在疫情防控中是偏重於“堵”還是偏重於“疏”的政策選擇。前者可能在一段時間內對社會更安全，但一方面代價可能更大，另一方面會把戰線拉得很長，並且使戰役曠日持久。也許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即如果整個社會在一段時間內沒有形成群體免疫，全民注射疫苗又未必可行的話，那麼，它在任何時候都會處在危險之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甚至會成為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任何選擇都會有相應的成本，關鍵在於政府對每一種選擇的成本與收益，以及做出這種選擇的理據要有清晰明確的認識。同時，一方面，需要政府盡可能使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另一方面，在政策選擇的過程中，盡可能地對國際社會和國內民眾保持透明開放，使無論什麼樣的選擇都能夠得到社會大多數的理解和支持。
第三，必須以團結協作，求同存異的精神應對公共安全危機。
經濟和交往的全球化水平遠遠超過了有效治理的全球化水平，這是導致此次疫情迅猛擴展的一個重要的制度性因素。經濟全球化是一個由資本驅動的過程，雖然也有一定的制度與框架支撐，比如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各種全球和地區的一體化條約與組織等等，但全球化最大的問題是其缺乏一套有效的再分配機制。這導致在由市場分配收益的同時，卻沒有一種相對公正的形式來分配成本、同時平衡各方的利益，從而使全球化的收益與成本之間出現巨大的不對稱。也就是說，沒有治理的全球化會使一部分國家和個人獲利較多而付出較少，甚至也會鼓勵一些國家和個人在獲取巨大收益的同時，把成本轉嫁到其他國家與個人頭上。一句話，這種全球化具有“可以同甘，但不能共苦”的特征。所以，此次疫情在武漢集中暴發以後，世界各國首先想到的主要是撤僑，然後是自我封閉，直到最近一些國家開始撤回工廠。雖然各國也對中國提供了援助，但在相互配合、協同抗疫方面總體上表現欠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