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31日電／網評：英國已經在對抗思維的幻想中迷失方向
來源：中國網 作者：董一凡（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所）
近期，英國準備醞釀一系列政策，以應對所謂“來自俄羅斯和中國的威脅”。
7月26日，英國《每日郵報》報道稱，英國國防大臣本•華萊士表示，英國政府將在近期出台的“外交、安全和防務政策回顧”中關注俄羅斯和中國開發反衛星武器給英國帶來的“非傳統安全威脅”，指出英國應加強應對此種威脅的能力。此外，該報還透露英國政府準備修訂自1695年設立至今的《叛國法》《間諜法》，以應對“外國間諜威脅”，以及修改《官方機密法》以“適應數字化時代”。
英國擬出台的一系列措施，顯示了英國在內外變局下想要尋求一個假想敵的意圖，然而在其面臨疫情、脫歐、國際環境變化的三重挑戰下，將中俄樹立為“威脅”反而不利於其解決好最急迫的問題。
長期以來，英國得意於全球重要力量、美歐橋梁、西方世界領袖等標簽，並認為本國為維護這些光環必須在國際舞台上找能見度、抓曝光點，在重要的國際政治與安全問題上“發揮作用”， 乃至充當維護西方價值觀和制度的先鋒。因此，“搞事情”“找威脅”自然成為英國外交的重要“特色”。無論是烏克蘭危機後英國充當西方陣營里的反俄先鋒，還是2018年俄前特工中毒事件後英國追隨美國掀起一輪對俄外交戰，乃至近年來英國在香港問題上屢屢跳腳行干涉中國內政之舉，均是其外交習慣性的“找對手思維”的體現。
與此同時，冷戰後西方和英國雖贏來了所謂的“歷史的終結”，然而全球化帶來的卻是非西方世界的群體性崛起和西方世界綜合實力與制度優勢的相對衰落。二戰後的英國經歷了大英帝國的消解，“蘇伊士時刻”衰落，和2016年脫歐後在全球地位的難以適從。無論是面對經濟體量已經遠超過自己的中國，還是重新成為歐亞大陸重要地緣政治玩家的俄羅斯，英國都未能擺脫“大國必謀霸”的邏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