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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若怡（中評社 張爽攝） |
中評社北京10月24日電（作者 孫若怡）紀念台灣光復，就要正確認識台灣人的歷史與真正的台灣人精神。自甲午戰敗馬關條約簽訂後，台灣人開啟了抵抗異族侵略、對抗暴虐統治與反抗帝國主義霸權三個階段，在51年的殖民統治中，進行了持續且無畏的抗日鬥爭。
武裝抗日的悲壯
在前兩個階段中，“武裝抗日”（1895-1945）是一個重要的特質。台灣人以簡陋的農具器械，對抗擁有現代化榴彈與機關炮配備的日本軍隊。因此，只要在日軍武器射程程之內，“村莊、人、畜”無一幸存。日本人對台灣人的屠殺，堪稱日後在大陸“三光政策”的試驗場；僅以雲林大屠殺為例，瞬間毀滅近50餘個村莊、4700餘戶村民。在內、外無援的情境下，台灣義民的抗日“其境苦、其情苦、其志尤苦也！”光在這20年內，據保守估計，台灣漢人死亡至少應在45萬左右；若加上日後原住民的武裝抗日，整體台灣人的死亡應在65萬人上下。
在那些絕大多數“或戰死、或自殺、或病歿”，就是鮮少投降人們的贏弱身軀中，在那些被視為“水滸傳草莽式”的武裝抗爭中，其驚天地泣鬼神、誓死如歸之英雄義行，正是傳統中華文化孕育下大義凜然的典型；他們的犧牲猶如全景畫中濃墨重彩的一筆，見證了中華民族的浩氣長存。讓我們在此深深地緬懷姜紹祖、吳湯興、簡大獅、余清芳、詹阿瑞、羅褔星、莫那魯道以及無數的死難者們！
非武裝抗日的意義
到1915年，日本雖然已經佔有台灣近20年，但日本當局始終以“差別待遇”統治對待台灣人；在［匪徒刑罰令］、［保甲條例］等多項律令下，對台灣人實施連坐法、施行撘刑以及極權統治。台灣先賢們在這“非武裝抗日”（1915-1937）階段中，採取漸進式的和平手段，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追求殖民地人民自治為目標；成立“台灣文化協會”，致力於台灣人的思想啟蒙工作；組織“農民組合”，從事農民與勞工運動的推展。在長達二十餘年非武裝抗爭的歲月裡，台灣的先賢們例如林獻堂、蔣渭水、簡吉等人，為台灣政治、文化與社會運動等各方面的覺醒，都帶來了全新的思維與行動力。他們除盡展台灣人的豪情與睿智外，也與武裝抗日的英烈，在歷史長河中交相輝映！
台灣光復與台灣人的努力
在全面抗戰爆發後，台灣青年除在殖民地密謀反日響應祖國的行動外，也有一批遠赴重慶與國統區或尋找延安與根據地的年輕人，為祖國大陸抗擊帝國主義的侵略，而貢獻一己之力。抗戰期間，許多台灣人的抗日團體分散在祖國大陸；1941年2月10日，各個不同的團體聯合成立了“台灣革命同盟會”，其宗旨有三：
第一、打倒日本；第二、擁護祖國抗戰；第三、光復台灣。
（一）、“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目標的提出
此後，李友邦、謝光南、宋非斐如、李萬居與翁俊明等人，就以這個組織為中心，積極推動“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的目標。
（二）、“建設台灣、保衛祖國”的用心
1943年11月27日，在［開羅宣言］發佈、台灣復歸中國得到了保證後，李友邦等人進一步提出台灣革命的新任務，將進入“建設台灣、保衞祖國”的新階段。其中“建省、建軍、建政”，是重要的起點；而“台灣復省”與“收復台灣”，在意義上是根本不同的。“復省”是台灣革命的一種手段，“復土”則為台灣革命的目的。台灣先賢們認為，兩者工作必須雙管齊下，確實落實；他們高瞻遠矚的見識與規劃，在在顯示了革命者的高光形象。
如今，歲月悄悄地已飛逝了77年，在我們慶祝台灣光復之際，不禁要問在“復省”與“復土”的問題上，我們是否依然如昨？在民族偉大復興的願景前，唯有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將“復省”與“復土”完美結合，才能告慰無數革命義士與先賢的在天之靈！
（作者系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前學術副校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