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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化的現代化，需從傳統和現實中汲取。 |
“全盤西化”的危機
在諸如此類的精心設計之下，在美國留學的亞太學生回國服務之後，幾乎都成為傳播“美國先進文明”的先鋒隊。他們對會自覺或不自覺地為美國所主張的“普世價值”作辯護，美國所謂的“普世價值”也因此而獲得了許許多多的“代言人”。由於亞太國家的大學教科書大多是從英文翻譯而來，這種“全盤美化”或“全盤西化”的現象，尤其以學術界最為嚴重。
資本主義的鐵牢籠
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說明：台灣學術界“全盤西化”所造成的問題。1990年代，前蘇聯及東歐國家崩解後，西方學者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的勝利，歷史學者Fukuyama(1989)甚至出版《歷史的終結》一書，以為二次大戰後兩種意識形態對峙的冷戰格局已經結束，“自由民主是人類最完美的政治模式”，從此之後全世界都將走上“西方式民主”的道路。唯獨中共仍然堅持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到了2009年，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引爆全世界的金融危機，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內在問題完全暴露無遺，美國為因應其燃眉之急，大量發行紙鈔，至今全世界均蒙受通貨膨脹之害。葡萄牙、冰島、希臘、西班牙等老牌“民主國家”也因為負擔龐大的國家債務，淪為“歐盟四豬”（PIGS），而一籌莫展。
這些問題讓許多學者紛紛思考“另類世界秩序”或“另類政治秩序”的可能。其實，德國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1864-1920)是最早指出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內在危機的西方知識分子之一。在其名著《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的結尾部分，他很悲觀地預言：資本主義的現代經濟秩序與機器生產的各種技術、經濟條件結合在一起，變成一種無法脫逃的鐵的牢籠（iron cage），統治著處於這種機制中的人類生活，直到最後一噸煤炭燒盡為止。“在它發展程度最高的地方，譬如美國，追求財富已經喪失了宗教和倫理的意義，反倒和純粹世俗的情感結合在一起，從而使它具有娛樂競賽的特徵”。
“沒有人知道：未來人類將如何生活在這個牢籠之中，或者，在這場巨大發展告終之前，是否會出現一個新的先知，或者會出現舊觀念、舊理想的大復興。如若兩者皆非，人類社會是否會變成以病態的自我陶醉粉飾太平的機械殭屍”。因為就這種文化的最後發展階段而言，我們確實可以這樣說：“沒有靈魂的專家，漫無心肝的縱慾者，造成一切皆無意義的現象，意味著人類文明已經到達前所未有的狀態。”
“理論”與“實務”的分裂
在韋伯所處的時代，他預言資本主義的“鐵牢籠”將迫使人類“燒盡最後一噸煤炭”；在現代，有愈來愈多的人擔心：它會迫使人類“耗盡最後一桶石油”，或者引爆“最後一座核能電廠”。儘管資本主義體制的危機已經一覽無遺地暴露在世人眼前，台灣學術界也有愈來愈多的人對西方社會科學理論感到懷疑，但在“全盤西化”的陰影籠罩之下，卻很少有人敢於建構本土性的社會科學理論，來向西方理論進行挑戰。
去年（2011）元月28至29日，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的資助之下，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舉辦了一場“傳承與創新：中華民國發展史學術研討會”，在“百年學術發展”部分，社會科學的各個不同學門對於自身學門的“百年發展”，也分別作了回顧與檢討。
中央研究院院士于宗先回顧“經濟學”在台灣的發展後，指出：台灣的經濟學內容是由“英美教科書的移植”演變成為“西方經濟學內容，本土化實例”，“經濟研究的趨向分為兩大派，一為數理學派，一為務實學派。”
“前者似乎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學問，可是他不但在國際學術市場有賣場，而且在國內更受到學術當局之青睞；後者研究的對象是現代的台灣經濟現象，這種研究在國際上缺乏賣場，在國內雖不受重視，但對政策形成有影響。這種偏頗的現象會使前者走火入魔，而使後者自覺無學術地位而消沉。”
在我看來，這是十分怪異的現象。康得在其《實踐理性批判》一書中，開宗明義地主張：理論建構的目的就是為了實踐；宋代理學大師朱熹也強調：“道問學”的目的是在“尊德性”；明代的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中國民間更普遍認為應當“學以致用”。然而，台灣學術界“全盤西化”之後，學術研究竟然可以和社會實踐分裂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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