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美國商務部長和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表示，將繼續對中國實施制裁措施，禁止向中國出口高端芯片，限制美國戰略盟友向中國出口製造高端芯片的設備和原材料。但是，中國在半導體產業領域發展勢不可擋。中國半導體產業正成為引領中國數字經濟的先鋒力量。
中國取得如此驕人的業績，除了中國擁有一大批愛國知識分子和科技人員之外，中國新型舉國體制和中國龐大的消費市場，使得中國半導體產業鳳凰涅槃。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在半導體產業領域將會形成自己的產業鏈和相對完整的主要產品零部件供應鏈。中國半導體產業不會因為美國的全面制裁而步履維艱。
必須承認，在科技創新領域，美國仍然占據高地。不論是在生物制藥，還是在航空領域；無論是在新材料研發方面，還是在工藝創新方面，美國仍然有絕對的優勢。這一方面是因為美國是一個創新型的國家，來自不同國家的文化，使得美國成為一個科技文化的大熔爐。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從歐洲戰場上俘虜了一大批德國的科學家，為美國航空航天和原子能技術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太平洋戰爭美國從亞洲戰場上獲得一大批日本軍國主義者生化武器研究材料，美國軍方與日本的細菌專家配合著力開發生物化學武器。美國這種特有的“拿來主義”，使得美國在科技發展領域始終處於絕對領先的地位。
近些年來，美國充分利用自己的科技情報網絡和美國霸權力量，迫使日本、韓國、法國等一些國家的企業放棄自己的知識產權，美國企業輕而易舉地獲得了其他國家所無法獲得的科技成果。美國霸權幫助美國實現了科技發展，而美國科技發展進一步鞏固了美國的霸權地位。美國國內形成了一套非常靈活的風險投資機制。各州的公司法中，都規定了董事會制度。風險投資管理人不參與企業科技創新，但是，為科技公司提供資金支持，並且負責監督公司的財務管理。科技公司掛牌上市之後，風險投資者既可以追加投資，也可以通過股票市場退出。這種靈活的投資機制，使得美國科技企業如雨後春笋般不斷湧現。
中國在科技領域仍然處於追趕狀態。雖然中國知識產權申請數量超過美國，每年發表的科技論文不斷增多。但是，從整體來看，無論是科技規劃還是在重大科研項目方面，中國仍然追隨美國而不是超越美國。但是，中國不會氣餒，而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建立中國的科技發展體系。
首先，中國科技發展規劃正擺脫傳統“閉門決策”模式，在科技規劃領域實現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上個世紀80年代，為瞭解決中國科技創新問題，中國成立了科技領域的“元老院”，少數科學家集體上書，為中國科技投入指明方向。中國龐大的科技規劃，是建立在少數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建議基礎之上。這種決策機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中國科技規劃從無到有的問題。但是，由於少數科學院院士受到知識的局限，制定的科技規劃對於中國科技產業的整體發展產生了雙重效應。從積極的角度來看，凡是納入國家科技戰略規劃的項目，都取得了明顯的進展。可是，從消極的角度來看，由於規劃項目缺乏整體性和協調性，單兵突進，結果導致中國科技整體力量發展緩慢，中國在科技領域非但沒有趕上美國等發達國家，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痛定思痛，中國決心在科技規劃方面，集思廣益，廣納善言，以科學決策代替少數專家決策，以民主決策，解決中國科技發展缺乏系統性的問題。
所謂科學決策就是要充分解釋科技規劃的整體方向和目標，牢牢地把握科技發展的主攻方向。中國提出發展數字經濟，圍繞著數字經濟發展編制科技規劃。譬如，為瞭解決數字經濟發展中的通信問題，中國大力發展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並且研製第六代移動通信網絡，爭取早日建設天地一體化的通信系統。中國在中西部地區建立大型信息存儲中心和計算中心，在人工智能和量子技術領域開拓創新，爭取縮短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距離。
所謂民主決策，就是要擺脫少數人決策所帶來的弊端，充分徵求社會各界的意見，爭取使中國科技規劃真正反映中國科技人員的整體智慧，科技規劃實施為中國科技創新提供系統性的解決方案。
其次，中國在科技創新領域，強調充分發揮企業的作用。無論是在電動汽車產業領域還是在第五代移動通信網絡技術領域，民營企業都扮演主力軍的角色。這說明中國過去長期依賴政府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實現科技創新的政策已經發生實質性的變化。國家提出充分依靠市場主體的力量，促進中國科技產業發展。
把企業視為科技創新的主力軍，一方面是因為企業可以準確地把握市場需求，為科技創新提出問題，另一方面，企業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資本和資產，為科技創新提供生產要素。
當然，充分發揮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主力軍作用，不是忽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在科技創新領域的基礎性作用。任何情況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都是科技創新的源頭。如果沒有基礎理論研究，沒有重大科學理論突破，科技創新就會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香港大學一位教授提出光纖通信理論，徹底改變了通信技術，光纖通信成為地面通信主要通信方式。所有這些都充分說明，基礎研究對科技創新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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