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說，自吳敦義院長上任後，已經替“行政院”扭轉不少負面形象，對於“行政院”民調下跌亦找到停損點，“吳內閣”及各部會之努力大家也都有目共睹，但在努力之餘，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在各方面政策研擬上，亦有更加積極主動的必要性，面對各方有心或無心的嚴格檢視，政院除了虛心接受外，對於正確的政策及對長遠發展有利的政策，更應該要加強說明，以精簡易懂的語言，化解民眾的疑慮與不解，只要對台灣短期及長遠發展有利，都需要義無反顧去推動；另外，對於民意的反饋，不光只是從數字上去做改善及補救，更重要的是給民眾一種感覺上的改變及觀念上的創新。
針對有半數民眾認為台灣社會變成較不公平正義，必須分析箇中原因，牽涉到有理性層面及非理性層面，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道德及環境的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或許是因為貧富差距擴大，導致相對剝奪感增加，產生不平之嘆；或許是因為司法不公，法院判決未獲民眾信任，沒有用同樣的標準對待所有相同的案情，無法合乎比例原則；或許是因為特權及走後門現象充斥；或許是因為道德敗壞，袒護有權有錢有勢之人；或許是無法落實“使用者付費、受限者受償”之公正原則；或許在執法層面給人不公平之對待；或許在權威上展現出“官大學問大”及“財大氣粗”等印象，種種都是造成民眾對於社會不公平觀感的原因之一。
另外，要探討經濟層面的公平性，自然無可避免會提到所得分配與貧富差距，對於個別家庭所得收入多寡，代表其在社會上的地位與價值，也顯見其能購買的商品及數量，因此民眾當然在意；另外稅制公平、財產來源是否正當、財富累積是否合理，也是左右“民眾對於社會是否公平正義”之評價。
在中國大陸，同樣也面對公平正義問題的考驗對於社會公正的探討，一直也是社會所關注的問題，其中關於貧富差距問題，更是每年“兩會”所不可缺席的熱門議題。回顧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的收入普遍漸漸提高，生活情況有了很大改善，自從1978年鄧小平倡導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正經歷著轉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農業化到城市化、工業化。但與此同時，收入差距也正如一般西方國家一樣正在逐漸拉大之中，成為困擾大陸改革及發展的社會難題，更直接影響到中國大陸和諧社會的建立，因此有效遏制社會不合理貧富差距，合理兼顧效率與公平，便是大陸社會所必須解决的問題，因此在中國大陸《政府工作報告》中，也不時出現解決對策，以化解對於社會不公平正義的呼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