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鑒於中國重要性的日增，遏制政策使美國付出的代價越來越大，特別是布什上任後遇上了“9.11”事件，安全再次成為美國的緊迫問題，所以克布二人後來都調整了對華政策：由較多地體現理念色彩轉變為利益主導，中美關係由是大幅改善。
奧巴馬上任後所處的情况，正好與前任們相反。奧氏上台時，美國除了飽受兩場戰爭的折磨外，又遇上了幾十年未有的金融危機。國家元氣大傷，實力大衰。經濟復甦成為奧政府最緊迫的議題。在此情况下，奧巴馬的中國政策顯然須以國家利益為主導，其他因素均應置後。結果，正如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所說的，奧氏訪華時“謹言慎行，回避了兩國有爭議的議題”。畢竟，有求於人就要顧忌人家的感受，不能意氣用事。
不過，對華戰略需求並不能消除兩國既有的政治分歧。經過一年的休養生息，美國經濟呈現出明顯的探底回升態勢，美國社會的自信心也隨之增强。公眾對奧巴馬 “軟弱”的中國政策越來越不滿。諸如訪華時回避人權、對台軍售遲遲未决、達賴去年訪美時未獲接見、中國的網絡管制等問題開始發酵，並走向前台，奧政府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與此同時，奧政府的內政改革也很不如人意，國內支持率從就職時的70%下降到47%，是半個多世紀以來除里根之外上任第二年支持率最低的。在此情况下，奧巴馬不得不走上民粹主義的路線，既不能引導民意，就只有被民意牽著鼻子走。而如上所說，民意在影響外交政策時，考慮較多的是理念因素。於是，奧政府在網絡自由、對台軍售、會見達賴等問題上，開始向中國發難，以紓解民意的不滿。這些問題雖然有美方所稱的“歷史慣性”的因素，但更多地是奧巴馬討好民意，搞政治投機，以扭轉政治劣勢的策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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